宋立道教授：关于佛教僧伽教育
关于佛教僧伽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宋立道研究员
问题的发端
说到佛教教育，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以佛教僧伽为对象，培养佛教僧才的教育。它实际是佛教僧伽内部的教育：第二，佛教的僧侣或居士(在现代社会中，还包括佛教学者，也就是俗世的学人)所开展的佛教宣传说服，具有护教性质的教育。这旨以世俗社会为对象，以佛教价值观(首先是伦理价值观，其次才是人生观、理想观、生活观)为内容的教育活动。我们在这里的是第一层含义，也就是佛教内部以僧伽四众为对象的教育培养活动。
在古代印度社会，这种活动纯粹是僧伽的内部活动。在中国的中古时代，那怕居士佛教活动比较兴盛的宋代，士人夫阶层也只有从僧人从学的份，没有允当僧人老师。直接参与培养四众的。但到了近代社会；从支那内学院兴办开始，有了佛教僧人在居士创办的学术机大学习受教的先例。至于今天，我想，在遍布全国各地，依附于各名山大寺的佛教学院或学校中，都有许多佛教的居士在担任教学工作。这本身就说明了现代化的影响。我们知道，近代开始以来，在西方社会当中，在罗马天主教的修道院和神学院中都有不少于信徒的学者仟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在基督教新教的神学院中则根本没有了这一条界限。受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影响，在亚洲许多地方，如像我们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佛教方自在十九世纪举办了不少佛教学校。由于居士佛教是近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承担佛教僧伽教育的，多有不少并非出家众的居士。就中国言，从7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和佛教活动的恢复，佛教内部的僧伽教育活动也一直在发展着。有普通在家众参与的僧伽教育活动己然成为极其普通的事实。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佛教完全顺应了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潮流，能够适应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在调节社会张力、实现社会整合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近些年来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批判和抵御“全盆西化”的主张，主流意识有意识地肯定和提倡传统文化，以宏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佛教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进入21世纪以后，佛教显然己经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优秀文化的担当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佛教也随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一十方供养相对富足本来就仰赖经济繁荣。再从政治方面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在落实宗教政策，佛教从80年代中期以后就在政治上逐步取得优势地位，90年代以后随国民经济的增长又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这些年来，各地的党政部门领导干部也逐步认识到传统宗教具有的稳定社会、改善社会风气的重要功能。就是西方知识界流行的后现代思潮，似乎也对中国国内佛教的发展有利。所谓后现代思潮，部分地表现为对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它倡导重视价值哲学，归向人本主义，从而引向重新评价宗教理想，重新看待东方的传统宗教价值。于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宗教界都有人预言了人类第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言下之意，中国的儒释道，印度的传统宗教都要走向世界了。
当然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我只是想说，从政治上，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真正取得了合法性；从经济上看，也有获得大量财富的可能性：从社会的精神趣向看，它也是普遍得到知识精英们的赞赏和推举的。由于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中国佛教在今天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佛教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物化的层面上，大量的寺庙或者新建或者修复；几乎全国各地都在塑造佛像，而且佛像的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发宏大誓愿的青年加入到佛教僧伽当中来，成为四众弟子，成为人天之师。因此有人说，世纪之交的现代中国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是近百年来思想界的仁人志士，佛门中的大德高僧一直在期盼的“法运昌隆”的时期。
当然世间法总是从可以从两面来看待的。依据佛祖所教诲的诸法因缘中，诸法因缘灭的道理，兴旺与热闹的下面己经包含了衰落、寥落与冷清。这当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佛教内部的自身建设。除了社会转型时期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精神空虚，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以及它对于佛教僧伽必然产生的冲击；还有大发展带来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识之士如己经往生的赵朴老就多次指出僧伽四众的素质有待提高。中国佛教协会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加强佛教内部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就因为它己经注意到了中国佛教发展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后的潜在危机。这也就是我们在此讨论佛教僧伽教育的前提和背景。
二、僧伽教育是近代社会以来高僧大德们的所期待呼吁的首要大事。
顾名思义，僧伽教育首先是服务于出家的四众的。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僧伽教育应该也包括了对于在在家善男信女们即居士们的教育。但我以为后一类人只是佛教僧伽的外围，核心的力量还应该是比丘、比丘尼以及沙弥、沙弥尼。僧伽教育应该首先着眼于提高他们的素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能否培养出“少数真正能够住持佛教的僧宝”，关系到中国佛教未来的时运、这话不是我说的。它是太虚大师在1928年汉藏教理院的一次演讲中强调的。大师当时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僧教育应该怎样”。太虚大师在说到当时的佛教界现状之后，表示了他难以释怀的忧虑。然后他认为该采取消极与积极两种方法落实僧伽教育。所谓消极的方法，他说：
“现在中国的僧教育，决定要有……改进办法才好！倘使没有……那么，纵令办僧教育，决定没有多大的利益。……所说僧教育的办法，大概分为两方面。一是消极的方面，把一部分寺院僧伽淘汰出僧宝以外去。我觉到有一部分的出家僧尼，朽废怠惰，不惟决不能作住持佛教的僧宝，而已使佛教为世诟病！所以应把这一部分僧众，划出些寺庙与他，作为等于在家的佛教信徒，施以普通谋生活常识及信徒常识的教育。把他淘汰出住持僧宝以外去，使可开山锄地，或作工、经商等，获受国民通常待遇，而不在住持佛教的僧宝数内。”
关于积极的方法，太虚大师这么说：
“积极的方面，是要由很严格的、很纯正的、很认真的，而且是很长远的一种僧教育，以养成少数住持佛教的僧宝。据我看来，此种人是不能多、也不必多的，全中国只要有三四万人，能够真正地养成僧宝资格，住持佛教，弘扬佛法，也就很可以了。而养成此种僧宝的教育，应有几个阶段……”
太虚大师拟出了一个为期十二年的培养计划来提高僧才。这个计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期两年，第二阶段为期十年。
阶段I．第一年：爱沙弥戒，习持沙门律仅；第二年：受比丘戒，学持比丘律仪：
阶段11：前四年；学习普通教理，相当于大学；次三年：提高专精教理，相当于研究生：后三年：深入修征(或禅或密或持律或念佛)。
不过太虚大师非常清楚他的僧教育设想具有理想多于现实的成份。他自己也说有两个事实使他的设想与计划不能成功。一是当时的佛教僧众及产业未经整理，亦即从人和财两方面看都不可能展开计划。寺产并无统一管理，整个佛教界是分散的(那怕在一个地区、一县一市或一省都不可能：更不用说数省和全国了)。
因此之故即令有素质不理想的僧尼，并不能加以淘汰。这又因为一是无此制度，二是没有必要的田产资财等安顿他们。那么能否选择一个名山胜刹作为试点呢？这实际是当时的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建议。大师认为也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大师说，一是无经济基础；二是无师资人才。就是对他自己筹办的汉藏教理院，太虚大师也不抱幻想。他认为它并不能培养最为理想的僧才。他自己说，对于建立“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宝”的僧教育前途，觉得很为悲观！
他告诉听众，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宝”的僧教育，不过是他的一种计划，无论从机缘上，事实上，他不能够去做施设此种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领导人。他只是希望听讲的人能深切体察到其中的意思！而僧教育的真正完成，只有“他日遇有悲愿福慧具足的人，而又机缘凑巧的时候，或能实施出来。”
三、僧伽教育实为今日佛教界的当务之急。
上一世纪20年代时的中国，没有这种实行理想僧伽教育的条件。今天的中国佛教是否具有这种机缘，这种机缘是否成熟了呢？我们相信，除了需要创造一定的增上缘，中国佛教完全具备了整理并兴办佛教僧伽教育的因缘条件。哪些条件呢？
1、政治环境。这在前面实际上己经说过了。不再赘述。
2、经济基础。今天的佛教寺庙，主要指东部地区的佛教寺庙，应该都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名山胜刹年收入逾数百万甚至千余万几千万的也有一些。许多有愿心有眼光的住持方丈己经不再满足于佛教在形式上的发展，目光也不再局限于盖寺、造像、起塔或者印经；而是重视僧宝的培养，一心要筹办佛学院。已经有了佛学院的，倾力于提高学僧的学修质量。从中国佛教协会到各地的佛门中大德对于培养僧才己经形成了共识。
关于僧伽教育；中国佛教界也基本上形成了从低到高含有初级、中级、以至高级的教学班级。我没有说教育体系，是因为这个教育现状在体制安排上还说不上有前后的呼应，也没有教育大纲的总体设想。课程的设置上还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停留在主持人想起什么课便开什么课，身边有什么教师便开什么课这样的地步。从目前的情况看，总体上给人的感觉，还是应付现实需要，离七八十年前太虚大师所意欲实现的“培养能够住持中国佛教的僧才”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尽管如此；今天的中国佛教界已经有了可以模仿和遵循的模范，至少北京的中国佛学院和南方一些办得很不错的佛学院都是可以参照的标准。我们西园寺的佛学院、厦门南普陀的佛学院都以道风学风、教学内容和质量而闻名全国。
当然就整个佛教界的学僧培养活动而言；也还有一定的问题。首先，佛学院的师资水平不整齐。尤其是学养方面，教师的水平总还是参差不齐的。今天我们与太虚大师的时代；就僧伽教育水平言，恐怕没有什么发展，师资水平甚至可以说有所退步。很难也很少有学问、修证—一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一部出类拔萃的人才。这就使我们的僧伽教育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一方面为了改变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我们需要住持的僧才，需要培养僧才；但这个工作本身就需要先有合乎理想的僧才。这是个悖论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只是存在于佛教僧伽教育方面。
从大一点的环境看，这是中国教育界，中国教育体系也都不能避免的现象。随便说一句，中国教育过分强调记忆背诵，而不太提倡独立思想和发挥：再有中国教育迷信理论先行，以为只要有了理论，掌握了原理就一定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结果学生只重视理论，只重视端正态度。最终，实际上形成了知行脱节，心口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这种弊端是世俗界和佛教界都可以看到的。
这样的教育路子和教育思想如果引入佛教的僧伽教育，问题更大。先说世俗的教育。从五四以来，很多先知先觉都相信，科学就是一切。没有科学的知识；当然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不能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在旧中国由于积弱积贫，对于科学的强调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在实际上，以往对科学的的讲求，不是放到科学的思想方法上，而只是满足于非常具体的某一门技术，某一种学科理论上，如像电学、建筑力学、机械制造等上边。也就是说，眼睛只看到器物的层面，而忽略而轻视了对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人生的科学认识。中国有现代教育以来的百余年间，我们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但他们只是工具或工具的延伸而己，在许多社会问题上，尤其在对人生存在意义的了解上，这些技术精英是一无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最可哀叹的是。这些人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很文明，但只着眼于物质的获取和享受，而根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精神世界的意义。结果，既没有道德意识，道德水平极低，更不上对生死大事，对性命之学的留意，对终极存在的关心。知识分子尚巨如此，受教育不多的一般男女的情况又会如何呢？一句话我们的世俗教育重视的是一般的智力(世俗智／世间知识)，五四以来教育界抄袭的是西方工业化以来的教育思想，培养的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西方教育还有基督教精神作为辅助或补充，中国教育则完全否定宗教的作用，将它视为迷信。因此
在工具理性的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几十年下来，我们只注重文化、技术、知识(片面的实用的知识)，忽视了内心的、精神境界的培养，也就忽视了道德修养，剩下来的只有一点空洞的道德口号。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德沦丧”也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这样的可悲结果在僧伽四众中也有所反映。这本来不奇怪，僧伽成员首先是社会的成员，不能不受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但他们既然己经进入僧伽成为四众之一分子，至少在内心在初衷上是要超越社会一般道德水平的。僧伽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比世俗教育具有了完全不同的优势条件。出家众同在家众有根本不同的教育需要，这是我们在考虑僧伽教育时绝不能忽视的。细心的听众可能会想到刚才我说到的太虚大师关于僧教育的设想。他认为以十二年来培养僧人还不一定就能造成理想的住持一方的中国佛教僧才。按他的思想，头二年只是让学僧能够熟悉四众弟应守持的佛戒和律仪。中间的七年相当于世俗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最后的三年是学僧的修证时期。与世俗教育相区分的僧伽教育本质上说也就是这最后的三年。这是真正宗教性的超越性的教育。僧人能不能为人天之师，能否达成除生死惑，证菩提，得解脱看的是这最高阶段的成果。
回过来看我们的僧教育，我想目的不仅仅是培养有世俗智的人才，而是培养僧才。培养的是僧格，不仅是人格。正是在这里划分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区别。也正是在这里了我们今天的一般僧伽教育的内存矛盾，一方面我们只能借鉴世俗教育机构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越越世俗教育。否则我们的僧教育也就仅仅是教给学僧一点佛言佛语，至多养成几个能够讲经说法的僧人。教学和宗学的区别，在座的各位大德、各位老师都比我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佛教学校，但一定有僧伽的教育。僧伽教育的意义、目的可以说是始有本有的。僧伽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可以说是随缘随时的，自然也就有与时俱进的问题。西藏佛教大寺庙中的扎仓，古代中国的译场都是当时的僧教育机构。说到我们今天的僧教育形式，也就是佛学院主要是近代以来参照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因此我们今天办僧教育才有教育制度、教学大纲、教学目的、课程设置的说法。
说到僧伽教育体制。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佛教方面有三种类型不同的僧教育机构：
1、现代日本的佛教大学。它己经成为了非常世俗化的教育机构。其课程设置，教育学方式和培养目标都与宗教设有必然联系。这就很有些像是欧美的基督教大学，最初它们是培养教会人才神职人员的。以后随现代化过程的展开而日益革世俗化。宗教目的己经大大淡化甚至完成消失了。
2、另一类是泰国或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如泰国的大宗大学，如法宗派的朱拉隆功大学，如斯里兰卡的智严大学和智增大学。一方面它吸收不少的比丘或沙弥入学，也教授好多宗教课程。但它们也有世俗的课程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它们的毕业生并不一定就是僧人。
3、中国现在的佛教学院。就召收的学员来讲，它是完全宗教性的，就课程的设置言；它基本是宗教性的。就教学方式讲，它基本上是传统的。就师资言，它是部分世俗化的。
由三种类型我们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在中国，兴办佛学院是近现代社会中的产物。也是佛教适应现代性和现代化社会的产物。第二，目前兴办的佛学院多半只有有利于佛教的和世俗的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对于僧人的学养有所增益，对世俗智有所助益。但它不能代替出家学道、了生死大义的出世的努力。它不可能解决性命的了脱，成不了性命之学。因此，这里也同样存在最为古老的对立统一原理。也即是龙树菩萨在《中论》中表达的“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欲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以除生死惑为超越性目的的僧伽；不
能不兴办很具世俗性的佛学院。佛教僧伽学院的出现，是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而出现的事物。顺便说，对于现代性，中国佛教界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有种不同的态度。大致可以举出三个代表；一是杨仁山老居士、欧阳竟无大师创办和经营的支那内学院；一是印光大师这样的比较传统的主张专念净土的主张：一是太虚大师试行的几个佛教学院。这当中，支那内学院的续佛慧命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培养义学传统方面：印光大师的主张则在于强调佛教的根本目的，凭藉坚定的信念笃行实践而得解脱；太虚大师似乎有综合二者的倾向，他的僧教育思想是突出教行并重的特点的。
我们今天办僧教育，首先要的是注意区分僧伽的和世俗的教育差别。尤其不可以忽视宗教性，也就是宗教解脱的实践性和经验性质。僧伽学院和世间学院的目的不同，教学方式也就自然有异。尽管我们要与时俱进，要以新知识来武装学僧，但根本的目标并不会因时代而有异。生死事大，永远是佛教的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因此佛教学院应该而且必然饮食对于菩萨境界的培养，在科目上必须强调习禅、持戒等的教学。在此前提之下，才有第二层考虑：作为社会存在一个部份的佛教教育，既然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那它就不应该“遗世独立”，它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服从现代化的潮流。而现代化的最大特征就是
世俗化。佛教要接受世俗化的事物，但它自身却不能化成世俗事物。什么是现代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最为简单和明白的说法是“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化过程，在其中，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农村生存方式转变为城市化，传统的思想观念变为世俗的思想观念。”
佛教的世俗化是从来就有的。近代以来这个就一直困扰着佛门内外的高僧大德。就是像太虚大师这样的人也不能免除。例如前面我们讲到的，早在1925年，当时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就建议佛教方面就应该考虑佛教的僧教育，他主张先选择一个两个名山胜刹作为试点；但太虚大师认为实际上这是不可行的。本来，当时国家社会的大环境，和佛教界的一般状况根本不允许进行积极和消极两面的教育改革，实际也就是僧伽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有一点可观成绩的，这样的环境尚巨如此。更不用说之后的内忧外患频仍的三四十年代了。另外，也在这个时期，当时立法院的一位
委员叫做卫挺生的向大师提出是否能够像日本那样改革佛教，允许佛教僧人可以婚娶食肉。太虚大师当然认为不可能如此。这样的改革，这样的现代化或世俗化其实也就是根本取消了佛教。
总之，佛教不能不世俗化，不能放弃入世的关心。但它又必须保存自己的出世性。不能不以出世性和宗教性为根本的不可放弃的核心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僧伽教育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关心佛教生存发展对于佛教深有感情的学人，我想现时的僧教育，除了知识与文化的教育，除了对于经典和宗派理论的研究讲习，还应该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要注重对于学僧的世俗学问和技能的培养。目前我们的佛学院己经做了的和正在做的，主要还多半停留在人格养育的层面上。从小处说，让多数四众能够识文断字，对于佛教基本教义有所熟悉，或深入了解；稍高级一点的也注意到了文化艺术的熏陶，通过书法、绘画、章刻、音乐等培养学僧的艺术情趣：也有的学院比较重视语言的教学，这里既有宗教经典的语言如梵文、巴利文之类：也有就社会上视为重要工具的英语或日语等。尤其后者，在今天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外国语对于有所成就的僧人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用多说的。
2、其次，实际也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僧的僧格。也就是注重僧人的精神境界的熏习和养育。前面已经说过了，佛教的僧人本质上出世的，对于宗教性的坚持是他的本份。没有超越性的人格，没有超然物外世外的精神境界，披剃出家，所为何事？只有一个精神高尚的僧人才能真正得到世人的宗仰，成为人天之师。而这些只有在教学活动中，在修证活动中，首先注意并强调什么是正确的自然观、物质观、社会观、荣辱观、幸福观，才能日渐养成。这一层意思，在今天尤其困难，也尤其重要。我们今日社会上的风气是这样令人悲观，僧人的品格真的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确实不容易。但我们也只有这样企盼，否则还有什么希望呢？
3、与上一点相关，我们的僧教育应该能够造成僧人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关心社会，关心现实。有是非观，和基于是非观的政治观、法制观；还应该有适应现代全球化社会的思想观念，例如对环境保护、生命伦理、人权和尊严都有如法如理的清醒认识。
4、佛教的僧伽教育应该特别强调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了解和适应。这包括了政治上的适应。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当中，真正懂得佛教如何在引导之下如何与社会主义现实相适应；更包含有对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和适应。目的的全球化趋势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制度、文化风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优劣利弊我们暂不讨论，姑且作无记说。但是，佛教要想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就不能对它置之不理，不可以断然拒绝或者一口否定。因此从小处说，我们的佛教学院中是否可以开设诸如“寺院经济管理”、“现代财务制度”、“法制与民主教育”这样的课程呢？
最后我想，佛教的僧教育，其实并不只是僧伽内部进行的单纯的教育活动。它的实际效果，即教育水平和质量，都取决于僧伽内部主持事务的高僧大德们的教育观念，取决于办教育的目的。而观念与目的又都是现实中间的僧人的一种信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支配的。僧伽的现实政治处境和经济环境又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能够对佛教提供的支持程度。因此，从外部讲，是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从内部讲是佛教自勇的改革发展，决定着僧教育的性质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