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佛教与端午节的不解之缘

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底层的端午对外来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据《古尊宿语录》载，宋代的和尚也过端午节：

宝峰云庵真净禅师五月五日上堂云：“今朝五月复端午，随众生心解分布棕子。虽然，应所知，要须一一知来处。且道从什么处来？”可见佛教在这一天也吃粽子。佛教世界中，既然翠竹黄花尽是真如，是故端午自然也入般若。

《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载，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五日，普觉禅师上堂云：“今朝五月五，天降沛然雨。艾人与门神，聚头相耳语。”所谓“艾人”，即端午节时束艾叶为人。它与门神一样，是为了避邪拒鬼。

佛教语录中保存了端午节时的艾人和门神信仰习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和尚自然地把端午融入禅悦玄机。如《古尊宿语录》，舒州龙门佛眼禅师说：“今日端午……遂失声叫曰：‘阿耶耶！阿耶耶！尽大地人烧破皮肉，教山僧受无限苦痛。昔楚大夫以忠言不用，沈于湘江。后人哀之，以竹筒盛饭，系五色丝祭之，风俗至今流传不断。遂呕吐数声曰：‘世间人吃却米粽，教老僧胀破肚皮。’大众曰：‘别人烧灸，别人吃物，为什么龙门长老受痛受饱，未能情忘缘虑？’”这段禅机公案透露出佛门与筒粽等端午文化的关系。

宋陆游有《天中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描述佛寺在五月五日前三天已举行盛大庆祝仪式：“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寺庙张灯结彩，禅堂成为端午庆典的场所。其实，一些失传的端午古俗仍在佛教中保存着，如《五灯会元》载：隆兴府兜率慧照禅师端午节说：“端午龙安亦鼓桡，青山云里得逍遥；饥餐渴饮无穷乐，谁爱争先夺锦标；却向干地上划船，高山头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铁旗；一盏菖蒲茶，数个沙糖粽。”

其中有许多失传了的端午节古俗：第一、后世认为端午龙舟是为了救屈原：“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但端午龙船原来是为了“安龙”。第二、一般认为端午龙舟发生在水乡。但古人这天在高山上划龙船。第三、一般认为，五月五日采兰草、菖蒲是用来煎汤洗澡，《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但这里表明，它用于制作“菖蒲茶”。

此外，《古尊宿语录》：“龙门若为作端午，打动众人涂毒鼓。”佛教东林《云门颂》也说：“一挝涂毒闻皆丧。”一般认为，端午龙舟竞渡时击鼓是为了统一划船的节奏，但是佛教典籍显示：端午所用鼓上涂了毒药，以增强鼓声的巫术力量，以达到安龙、镇龙的目的，它是驱鬼观念的具体呈现。

安龙、菖蒲茶、干龙船、毒鼓等是失传了的端午古俗，但这些资料一方面既可补端午数据之缺，另一方面亦可看出，中国本土自然宗教中的端午对佛教影响的深度，实在是弥足珍贵。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曰：“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端午的神秘性渗透到佛教中，使一些佛教内部的大事也与端午有了联系。

1、佛教高僧五月五日出生或圆寂

首先，一些生于端午的高僧成为佛教的要事。生于五月五日的孩子常被抛弃，汉代这天出生的王凤、胡广等人就险遭遗弃。父母或将此日出生的孩子送往沙门为僧，如唐代著名的“法云公”。《释氏稽古略》：“万回法云公，太宗贞观六年（632）五月五日生于虢州阌乡张氏。”父母把他送到寺庙当和尚，这既救了孩子又避了祸。这样的人成为高僧后就是禅林的佳话。

其次，一些端午圆寂的禅师亦被加载佛典。民间传说，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唐李延寿《北史》载，北齐南阳王高倬生于五月五日，后因谋反罪被杀，但四百余日后大敛时，他竟然“颜色毛发皆如生”。因此之故，佛教对五月五日圆寂的出家人也特别重视。

《续高僧传》载，丹阳县道成禅师，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五月五日在兴严寺圆寂；唐代越州称心寺大义禅师，在武则天天授二年（692）五月五日坐化。《宋高僧传》卷8载：智威禅师圆寂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五日；同书卷十四载：唐代著名高僧扬州大云寺鉴真大师，公元763年五月五日无疾坐亡，其真身不坏。《景德传灯录》卷五载，司空本净禅师于上元二年（761）五月五日归寂，唐天子赐给“大晓禅师”法号。

这些高僧在五月五日坐化，常常有十分神奇的情景。宋代潞州府黎城人宗坦，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夜里梦见阿弥陀佛托梦：“汝说法止六日，当生净土。”在五月四日，他集合众僧说：“因缘聚散，固当有时；净土胜缘，惟凭时刻。愿众念佛，助我往生。”说罢，在诵佛声中坐化。

当时，天上雷鸣不断，地上白云覆地，直到五月六日才停。离知《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六载，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五月五日，觉禅师将死作《颂》交代后事：“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将离本主；白骨当风扬却，免占禅那地土。”他在钟声渐入坐逝之境，侍者离知想起他们的约定：“吾化后，可唤之。若能回来，是有道力也。”

于是，他连唤三声，觉禅师果然复活，问到：“你有什么事？”侍者说：“和尚何裸跣而去？”他反问：“来时何有？”侍者要给他穿几件衣服，他说：“不用。留给后人吧。”他书偈云：“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铁牛踍跳过新罗，撞破虚空七八片。”然后，晏然而逝。

死亡，可说是人生大事，人类的宗教多因“死亡”而产生，这些五月五日圆寂的高僧和坐化妙境，遂成为禅门肉身成道的佳话。

2、许多端午发生的事件被佛典记录下来

唐代翻译佛经常在五月五日开笔，《全唐文》载，北天竺婆罗门族的不空大师所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和《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等，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五月五日奉诏开译。佛教经典《一切如来大教王经》和《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述经》等，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五月五日开译。

其次，所译佛经如果在五月五日这天封笔，也是佛教的大事。《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入定不定印经》一卷、《大方广普贤所说经》一卷等，是三藏法师义净等于武则天（700）五月五日在东都洛阳的三阳宫译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十五卷予以明确记载，朝廷也下诏褒奖。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派大臣到广东韶州曹溪南华寺将禅宗六祖惠能的传法衣钵借到京城，作为“镇国之宝”供养皇宫。衣钵没有及时归还。765年，五月五日，惠能大师便托梦给代宗皇帝要求归还：“梦六祖大师请衣钵。”

七日，敕刺史杨瑊曰：‘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可见禅宗索回镇教之宝，亦得借助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由以上的叙述，可见端午与佛教的联系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识在不用文字表达的动物行为中扎根之深，超过了大多数哲学家愿意承认的程度。端午节正是如此，它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底层，突破原始宗教和道教的藩篱，深深地积淀在佛教文化之中。这与韩国以端午“申遗”一样，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文/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