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和佛教茶道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

中国茶道和佛教茶道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

《煮雪》中写道，传说北极的人们由于冰天雪地，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故事美得动人心魄，《红楼梦》中煮雪烹茶大抵也是如此吧。炉上的沸水噗噗作响，茶叶上下翻卷，便听见壶口飘荡出的词句。那是茶人酝酿了一个冬季的独白，文火一烧，就烧出了下一个春天。

喝茶的人，大多熟悉四季变迁对茶性的影响。假使说茶是益友，那么茶器便是邻人了，品茶则是与善人交游。茶席之上，壶为主人，杯为来宾，宾主酬唱次第有序。四时茶饮，亦各有不同，春采明媚之茶，夏取静心之茶，秋日最宜恬淡之茶，冬季煮一壶温厚的老树茶，执一卷书，便可与落日安定相望到暮色沉沉。

明代人将在花园中品茶列为十大最煞风景的事之一，《瓶史》却说花下品茗是大雅之事。究其原因，大约是由于品茶实际上是一件私人化的事吧。日本的仓则行洋在《艺道的哲学》中说，“茶道是茶至心之路”，“茶是宗教的一种存在办法”。仓则行洋的话不无道理。茶道与宗教相同，都是属于个人的心灵之道。茶道这门日子艺术承载了宗教的文化内在：我国的文人僧侣创建和开展了茶道，并将茶道与释教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心灵的宗教。

我国的茶文化诞生于“泛神论”的文明之中，因此具有宗教文化的基因。对于农耕时期的茶农来说，陆羽是他们的工作神，茶树是自然崇拜物，茶寮、茶馆、茶肆在功能上近似宗教场所，茶客与茶师则似乎宗教徒与教职人员。这样的类比或许不太恰当，但毋庸置疑的是，茶道内含了宗教文化的基因。

日本茶道宗师千休利开展了日本的“草庵茶”，他在“禅茶一味”的基础上，将茶道还原于恬淡寻常的原本面目。千休利告诉弟子，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问及“茶道的诀窍”，千休利说：夏天怎么使茶馆凉爽，冬季怎么使茶馆温暖，炭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便是茶道诀窍。千休利作为一代宗师，对于茶的体悟，竟然仅仅平平常常的“可口”二字。

近来，茶人之间逐步盛行“素茶席”的布置。茶席上摒弃一切庞杂之物，一切以最舒适为准，不加任何剩余的器具，越简单越高雅。茶席随心性而置，省下了繁杂的器物，茶道本身回归到对茶的品尝，这时候的“可口”才显得有滋有味。对于嗜茶之人来说，唯有“可口”之茶，方有“可心”之味。当茶客喝下一泡好茶而留下难忘的印象时，他会久久回味那隽永的味道，并不厌其烦地烹茗煎茶，妄图一次次找回那“可口”、“可心”的感觉。

但敏锐的茶人很快会发现，每一个茶芽、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绒毛都有不同的重量和触感。即使是同一种茶叶，在烘培、发酵等方面也会有着奇妙不同，泡茶时水温、时刻的差异，也使每一口茶都有着毅然不同的香气和色泽。于是，茶人茅塞顿开，过去的“可口”已然逝去，掌握手中这一杯茶的滋味，以及此时喝茶的心境，才干品出“可心”的茶之真味。

茶人将茶馆视为修心的道场，可心之茶亦可“道”。正所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尘俗惯例的规定忘却，保持一颗从容不迫、不矫揉造作的虚静之心。茶人怀着平常心，茶具也变得自若，一张石板、一块粗布皆可做茶席，一只残损的陶器入席亦有风骨。冬日采一枝梅花，夏日置几枚红果，安放在茶席之侧，颇有几分神韵。随手插的茶席花艺，小而不艳，新鲜简练，茶香游走在枝叶的空隙，是曲疏朗间，正是一份平常之心，一份禅意茶趣。

禅宗赵州禅师常以“吃茶”棒喝求法者，以使求法者明心见性。有一位和尚到赵州访问禅师，禅师问来访者“新近曾到此间么？”来访者回答说“曾到”，禅师回答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又问来访者，来访的这位和尚回答说“不曾到”，赵州禅师淡然如故，答一声“吃茶去”。后来，寺院的院主问禅师，“为什么曾到也说吃茶去，不曾到也说吃茶去？”赵州禅师便呼一声院主，院主容许一声，等着禅师道出个中原委。禅师缓缓答道：“吃茶去”。

禅师是禅的参悟者，他们透过一声棒喝、一杯香茗来传承心的彻悟，张扬禅的思维。在禅者的思维深处，有许多东西是难以用文字去阐述，只能依托心与心的契入。时过境迁，赵州禅师回答“吃茶去”的刹那已经逝去，咱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年代、那个情形去倾听这一声棒喝，参悟禅者的心灵才智。大约这一声“吃茶去”便是茶人与禅者的“道”，它像一扇半开半掩的哲学的门，里面洋溢着的是日子的禅意。茶，在修身养性时融通了禅意；禅，在日用平常处恬淡自守，恰似茶性。禅与茶，正是走往心灵的办法。

我国的和尚以为茶有三德，一是在坐禅时能够提神，二是在饮食过饱时能够协助消化，三是能够按捺愿望。茶由于有这“三德”，被以为有利于森林修行。在森林修持者的心目中，禅与茶本是一味功夫，茶道从禅宗而来，并以禅宗为皈依。泽庵宗彭的《茶禅同一味》中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茶馆是茶人修心悟道的道场，禅茶交融，可契悟迦叶会心一笑，祖师拈花之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世好时节。”茶是最朴素的日子之道，是人人都会的禅修。一泡茶，不同的人便能泡出千百种滋味。当茶主对众落座，打开壶盖观察茶炉上水的温度，茶客的肃穆与庄重亦流溢到空气中。摆开茶具，开始温壶，从高处飞流直下的水宣布动听的动静。茶则轻轻颤抖，跟着一双有故事的手安定落入壶中。几番沉浮，几番温洗，茶叶出汤，茶客闻香、品茗，茶汤斡旋唇齿，自然入喉，舌底鸣泉如饮甘露。这时候，茶主与茶客的脸上，都显出无欲无求的表情来。一场茶的禅修，已然入心。

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田村珠光，是15世纪时奈良称名寺的一位和尚。每至茶会，田村正襟危坐于草庵，细细品尝各种茶艺，捕捉茶道之中传来的佛法粗心。终于，在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佛偈中，田村有所彻悟：“佛法存于茶汤”。

田村断言的“佛法存于茶汤”，并不是说佛法便是简单的品茶，而是要在烹茶、品茶的过程中，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怀着一味清净心，才有可能从茶中获得禅悦法喜。不仅仅是茶道，日子之中处处皆有禅意与禅境。懂得佛法或许茶道的人，应该是日子得非常愉悦轻松、安闲洒脱的。“禅茶一味”的交融，使我国禅宗在走向日子化、平民化的过程中，更具有随性洒脱的风格，从而使禅宗在我国百姓中具有持久的生机。

寺院茶道的鼓起，开始起源于和尚们的坐禅。和尚们坐禅时晚上不吃斋，又需要清醒的脑筋、集中精力，所以喝茶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办法。释教的发源地是印度，而茶道的发源地是我国。当释教传入我国后，在寺院中还未有喝茶之风。

喝茶开始为药用， 是民间的产物，然后经陆羽对其进行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种茶、采茶、煮茶、品茶的办法，并赋予茶艺一种深刻的文化内在，才构成开始的茶道。或许由于陆羽曾是和尚，后来交往中的老友也有许多和尚，如曾收养过陆羽的积公禅师，还有陆羽最交心的朋友诗僧皎然（他们在陆羽对茶道的研究上都给予了许多的协助），陆羽的茶道逐步传入寺院。反过来，由于寺院特殊的日子习惯，陆羽的茶道也渐渐被许多和尚所承受。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识记》说：“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少眠。’南人好喝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喝茶，人自怀挟，处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浙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肆，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地点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爱慕，好事者家藏一幅。

有常伯熊者，又因陆鸿渐之论，广润饰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可见，自寺院茶道鼓起之后，喝茶之风从南边传到北方，沿街都是茶馆。不管民间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好喝茶。

喝茶对于和尚，即可提神，又可领悟佛性。茶的简朴，让人矜守俭德，不去贪图享乐；茶道的专心，让人的精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茶水的幽香，让人尤如喝进了大自然的精华，换来脑清意爽，生出缕缕佛国美景。这便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茶禅一味”。

寺院茶道也称寺院茶礼，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寺院专设“茶堂”、“茶寮”作为以茶礼宾的礼物，专门配备“茶头”，施茶僧职位，用以接待、礼敬来宾。寺院大量用茶以供养三宝（佛、法、僧），并以茶款待香客。寺院在职事变更上，都要举办喝茶典礼，且有一定的规矩程序。寺院茶礼有极为周祥的规定：有安排茶事的专职人员、茶事的固定程式、严格的等级、不同的规模运用于不同的场合。茶礼构成释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名刹出名茶，自古有之。名刹多位于名山，名山多在深山云雾之中，即有野生之茶树，也适宜一般茶树的栽培，如武夷岩茶就极负盛名。许多寺院都自种自饮，还可用来款待香客，为之解除疲乏。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就曾以自种之茶款待陶渊明，吟诗喝茶，叙事谈经，整天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