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酒的原因和戒酒之后会带来的益处

佛教是敌对喝酒的，不管在家、落发，戒律上都一概制止饮用。关于酒的定义和分类，经、论、戒典多有详说。据《俱舍论》卷十四载，酒有三种：由米麦等谷类变成的穴罗（梵语s11ra，苏罗）；以果实或植物的根、茎变成的迷丽耶（梵话maimya）；而在上边二者都没有完全发酵时，可令人生醉，称为末陀（梵语madya）。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药草酒等三类洒的分类。又据《底子说全部有部毗奈耶颂》，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又称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浆汁变成者称为杂酒。严格地说，凡是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酷、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饮咽则犯。

酒戒仅仅遮戒，不是性戒，喝酒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过错，但是假如喝酒多了，就可能形成许多过错，可能就会触犯其他戒律，所以佛才制定酒戒。

在许多释教经典里面，都记载了关于喝酒可能形成的过错，很详细，我们拣选其间一些与大家共享：

一，心无节限。这是最主要的，喝少点没事，但人一旦喝多了，就操控不住自己了。本来没想多喝，但经不住他人劝，最终喝得越多就越想喝，直到酩酊大醉停止。

二，财物虚竭。人要喝酒上了瘾，往往最终都是穷困潦倒。由于他太爱喝酒，每天喝酒度日，就顾不上专注工作了，不能挣钱还要花钱买酒，最终就把家里财物耗空了。

三，众病之门。喝酒少了，对身体还有些优点。但是经常喝多就不行了，既伤肝，又伤身，对大脑神经也有影响，最终闹出一身病来。

四，斗诤之本。人一喝多了，就不沉着，脾气也变大了，很简单和他人起冲突，很多打架斗殴都与喝酒有关，一旦发生命案，就很难拾掇了。

五，裸露无耻。一旦喝多了，就很简单失态，也不知道羞耻了，衣服都敢当众脱了，什么也不管了，跟牛马的形象差不多，很丢人。

戒酒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落发、在家四众皆须遵循。原始释教之底子经典《阿含经》即载佛陀所宣说五戒，即不喝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是为释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种底子行为准则，由此断除恶因，进求佛果。依律藏诸典，如《优婆塞五戒相经》、《十诵律》所载，佛陀自己对“不酒”戒进行详明的阐说和严格的规范，是在当时印度的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

关于喝酒的过错，三藏诸部经典有或简或细的概括概括，依据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人间的在家人，多从一般现实生活、事业、财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契合他们的层次。另一类是针对信人的四众弟子，特别是对落发众人的开示，不只止于人间善恶得失，然后更上升至喝酒对出生的终极解脱的极大损害。前者论说，《阿含经》的《阿雀夷经》堪为代表。经中佛陀向巨贾善生说法，告诫他人间有六种恶行能损财业。第一种便是沉酒于酒，其失有六：一者失财，二者患病，三者易生斗争，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才智日损。唯有加以避免，才会财业日增，生活和乐。第二类阐说甚多，如四分律之十过，《大管度论》之三十五过，《州时经》之三十六失等，皆列举喝酒所发生的过错（文繁不录，附于选例），除函括前类过错加以更细密的分析罗列外，更从繁殖欲求、造作恶业、破坏崇奉、阻碍修行等方面数陈其罪，以为信持佛法者的警鉴。总之，酒是昏狂之药，全部严重的过错都因此而生。如《多论》以为此戒极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全部戒，造全部恶，实是昏神乱思，放逸之本。故经律中每每将酒譬喻为毒药，乃至有宁饮毒药不行喝酒的教诫。

酒既为残贤毁圣、败乱品德的恶源，亦能令全部众生心生颠倒，失慧致罪，所以戒律不只制止自己喝酒，而且制止教人喝酒，不得料理、沾染任何酒业、酒缘。如《大爱道比丘尼经》云，不得喝酒，不得尝酒，不得嗅酒，不得卖酒，不得以酒饮人，不得谎报有病欺饮药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语。《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明申在家居士不得作沽酒的行业，视之为不品德的邪业，为之必相思果。

从早期经典的记载来看，这些戒律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发生过实践的影响。如《佛说戒消灾经》载，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卫国，当时有一个县皆奉行五戒十善，全县界内没有酿酒者，一位大姓子弟乃至因犯戒喝酒，被爸爸妈妈逐出了家门。不过，释教徒亦非绝对地不行喝酒。依律制，倘患病有必要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对本来嗜酒，落发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调的和尚，佛陀也非毫不通融而一味禁制，而是为其略开便利之门。《底子说全部有部目得迦》记载佛陀特许断酒致病的比丘，以造洒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来，放置于“无力不醉淡酒”，中浸渍，“匆令器满而封盖之，后以清水投中搅饮”；或许“以面及树皮，并诸香药，捣筛末，布吊裹之，用杖横击，悬于新熟酒瓮内，勿令沾酒，经一二宿以水搅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又《毗尼母经》卷五也有答应病酒者于瓮上嗅酒昧、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饼，乃至于酒中自溃的记载，不过这些便利，在佛陀入灭后，亦成为引来争论的问题。

佛陀入灭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离城的跋阁子比丘僧团，将戒律上较琐细的十事，当做破例而答应实行，被保存传统的上座部长老体系视为离经叛道，遂召集僧团大会，判为“十种不清净事”，然后直接导致了著名的第二结集和大结集，形成了整个释教僧团的分裂，即保存的上座部和对佛法持开放了解态度的大众部的公开敌对。在这十事中的第七事，就是毗舍离的和尚“和水喝酒”以治病，以为不违戒律，清净不犯，而上座部长老的判决是不合法的。汉传释教所承授的《四分律》，准许和尚在有病而其它药治愈不了的情况下，以酒为药，非唯“和水喝酒”，直接服饮也是能够的，较原始释教似为宽松。但为避免滥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别强调，不是有病就可饮药酒，而是有必要用其它药遍治不愈后，才干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