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酒的好处和对为何不能饮酒的说明
有天，一个外道婆罗门拿了一个稀世珍宝的钵放在树梢上，声称谁能空手取钵，就将钵送给他。要在那么高的树上取钵，若不是藉助梯子或爬树，不然就得要显神通，不然无法办到，结果有很多人拿不到。沙伽陀比丘刚好通过那儿，用手一伸就拿到了。于是，沙伽陀有神通的消息，很快地在当地形成颤动。
这时，某地有条会吃人的恶火龙，我们请沙伽陀去降伏，沙伽陀只费三两下功夫就把它降伏了，沙伽陀因有神通而声名大噪，就连国王也听闻到了。
沙伽陀比丘远近驰名，我们都争相供养。有位居士说要供养必定选他最喜欢的，沙伽陀说在家时最爱喝酒，千杯不醉。居士就请他喝酒，他喝得酩酊大醉。
有天，沙伽陀又喝醉了。刚好阿难陪侍佛陀出行通过，看到有人躺卧在路边，吐了一地；很多鸟吃着他吐出来的东西，一边吃还一边拉大便。阿难问说：「这位比丘是谁？」佛陀说：「他是沙伽陀」。「他不是会显神通吗？」阿难觉得很奇怪。「他现在连赶走一只鸟儿的力气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显神通，所有的功夫都消失殆尽了！」佛陀说。
喝酒便是如此。酩酊大醉时，平时的功力都会消失殆尽。领带歪一边，服装不整，还会对人胡说八道、大声吼叫，乃至无法明辨是非，那时的你就如同喝醉倒地的沙伽陀，不光窘态毕露，还会损坏自己平日训练出来的判断能力。
释教是敌对喝酒的，无论在家、落发，戒律上都一律制止饮用。关于酒的界说和分类，经、论、戒典多有详说。据《俱舍论》卷十四载，酒有三种：由米麦等谷类变成的穴罗；以果实或植物的根、茎变成的迷丽耶（梵话maimya）；而在上边二者都没有彻底发酵时，可令人生醉，称为末陀（梵语madya）。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药草酒等三类洒的分类。又据《底子说全部有部毗奈耶颂》，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又称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浆汁变成者称为杂酒。严格地说，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酷、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饮咽则犯。
戒酒为大、小乘一起的律制，落发、在家四众皆须遵循。原始释教之底子经典《阿含经》即载佛陀所宣说五戒，即不喝酒，不杀生，不盗窃，不邪淫，不妄语，是为释教徒所要恪守的五种基本行为准则，由此断除恶因，进求佛果。依律藏诸典，如《优婆塞五戒相经》、《十诵律》所载，佛陀自己对“不喝酒”戒进行详明的阐说和严格的标准，是在其时印度的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
关于喝酒的过错，三藏诸部经典有或简或细的归纳归纳，依据目标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人间的在家人，多从一般现实日子、工作、财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契合他们的层次。另一类是针对信人的四众弟子，特别是对落发众人的开示，不只止于人间善恶得失，进而更上升至喝酒对出生的终极摆脱的极大损害。
前者论说，《阿含经》的《阿雀夷经》堪为代表。经中佛陀向巨贾善生说法，告诫他人间有六种恶行能损财业。第一种即是沉酒于酒，其失有六：一者失财，二者患病，三者易生奋斗，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才智日损。
唯有加以避免，才会财业日增，日子和乐。第二类阐说甚多，如之十过，《大管度论》之三十五过，《州时经》之三十六失等，皆罗列喝酒所发生的过错（文繁不录，附于选例），除函括前类过错加以更细密的分析罗列外，更从滋生欲求、做作恶业、损坏崇奉、妨碍修行等方面数陈其罪，认为信持佛法者的警鉴。总之，酒是昏狂之药，全部严重的过错都因此而生。
如《多论》认为此戒极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全部戒，造全部恶，实是昏神乱思，放逸之本。故经律中每每将酒譬喻为毒药，乃至有宁饮毒药不行喝酒的教诫。
酒既为残贤毁圣、败乱品德的恶源，亦能令全部众生心生颠倒，失慧致罪，所以戒律不只制止自己喝酒，而且制止教人喝酒，不得料理、沾染任何酒业、酒缘。
如《大爱道比丘尼经》云，不得喝酒，不得尝酒，不得嗅酒，不得卖酒，不得以酒饮人，不得谎报有病欺饮药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语。《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明申在家居士不得作沽酒的职业，视之为不品德的邪业，为之必相思果。
深度解析释教禁酒原因 喝酒会导致惨烈因果！
释教中喝酒犯戒律 （材料图）
从前期经典的记载来看，这些戒律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发生过实际的影响。如《佛说戒消灾经》载，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卫国，其时有一个县皆奉行五戒十善，全县界内没有酿酒者，一位大姓子弟乃至因犯戒喝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门。
不过，释教徒亦非绝对地不行喝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须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对本来嗜酒，落发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调的和尚，佛陀也非毫不通融而一味禁制，而是为其略开方便之门。
《底子说全部有部目得迦》记载佛陀特许断酒致病的比丘，以造洒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来，放置于“无力不醉淡酒”，中浸渍，“匆令器满而封盖之，后以清水投中搅饮”；或者“以面及树皮，并诸香药，捣筛末，布吊裹之，用杖横击，悬于新熟酒瓮内，勿令沾酒，经一二宿以水搅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
又《毗尼母经》卷五也有答应病酒者于瓮上嗅酒昧、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饼，乃至于酒中自溃的记载，不过这些方便，在佛陀入灭后，亦成为引来争辩的问题。
佛陀入灭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离城的跋阁子比丘僧团，将戒律上较屑细的十事，当做例外而答应实行，被保存传统的上座部长老体系视为离经叛道，遂召集僧团大会，判为“十种不清净事”，从而直接导致了闻名的第二结集和大结集，形成了整个释教僧团的割裂，即保存的上座部和对佛法持敞开了解态度的大众部的揭露敌对。
在这十事中的第七事，便是毗舍离的和尚“和水喝酒”以看病，认为不违戒律，清净不犯，而上座部长老的裁决是不合法的。汉传释教所承授的《四分律》，准许和尚在有病而其它药治愈不了的情况下，以酒为药，非唯“和水喝酒”，直接服饮也是可以的，较原始释教似为宽松。
但为避免滥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别强调，不是有病就可饮药酒，而是必须用其它药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综上所述，尽管跟着目标、时域的差别流迁，“不喝酒”戒的某些详细细微的规定有所不同，或宽或松，但作为行为指导标准的戒律本身却从未动摇，敌对喝酒、制止信徒喝酒的宗旨一直一以贯之。
这种鲜明、坚决的立场，大概是释教根据以无明欲求为存亡苦本业缘观，以清净离染为摆脱正路的修行观，以及将建造一个清明、健康、和谐、美满的抱负人类全景作为本身使命的终极价值重视，所必定表现出来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