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钰的佛教绘画缘起

岳钰背着背囊走了64个国家，亚洲地区的佛教圣地皆尽远足。看了3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见的多了也就知道什么是祖国珍贵的东西。纵观亚洲文化，如若取掉佛教文化，将无从谈起。故而佛教文化是亚洲最为普及且形成共识的“普世文化”，遍及整个亚洲，远及世界其他地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数中小学的校舍，都是由原来的寺庙改建的。后来才知道改庙办学还是清末的一次改良。放学回家后母亲的训斥是“又到哪儿玩游戏去了，弄的灰头土脸”。当看了《俗语佛缘》一书后，才知道母亲一句话中两个关键词都是佛教用语，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如果真要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岳钰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不懂佛教，就不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

母亲是初中生，然而她对子女的教育不是用嘴说，而是到吃饭时先在窗外看岳钰在干什么，如在看书或画画，她就把饭盛好端来，这样久而久之岳钰就在家长的褒贬中养成爱看书的习惯，有一个阶段只要能看懂的书，见书必读，岳钰家四壁的书皆有岳钰所做的眉批。但对岳钰影响最大的是阎丽川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共编《中国文学史》、丰子恺的《欧洲十大音乐家》这三本书奠定了岳钰当画家的人生道路。岳钰还有个习惯，只要是书中描述的地方，岳钰都要亲眼去看看它说得对不对。只要能攒点钱，就扒火车去游历了，像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南禅寺都是小学时去的。姐姐比岳钰大十几岁，她是最支持岳钰外出的人，每当母亲出于母爱舍不得儿子外出时，姐姐都会站出来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就连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姐姐也是这样支持岳钰去的北京。也因此在毛主席第七、八次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中，才见到“岳钰们心中的红太阳”。

文革因为“成份”问题，家被抄后断了经济来源，岳钰就干起了那个时代的勤工俭学：“挂坡儿”，就是用绳子挂在人力车前帮人家上坡，中午饭便是用“不要钱”的面汤泡个馍吃。然而唐僧取经的故事，让岳钰明白信仰是到达目的的动力。现在岳钰仍保存着那时在垃圾堆捡废报纸、废杂志，将上面的画剪下来贴在大本子上临摹，这便是岳钰的画册。买不到的画册，就用硫酸纸描下来。高中毕业，大学停办被分配到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工作，并到北京、天津学习象牙雕刻。岳钰的师傅杨士慧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都提到过，当时特艺厂集中了一批杰出的艺术人才，康师尧、崔振宽、江文湛、郭北平等等。因为工作关系岳钰又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寺院，这样离佛教文化就更近了……岳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考上了第一批公费艺术类留学生，在日本各地又看到了真正唐代佛教艺术的众多遗址。作为专家又被派往非洲援教。日语里有；“只有走出国门，才能知道自己国家的好与坏”。法语里有：“用自己的双脚读历史。”这都是岳钰喜欢的话，也正因如此岳钰背着背囊走了64个国家，亚洲地区的佛教圣地皆尽远足。看了3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见的多了也就知道什么是祖国珍贵的东西。纵观亚洲文化，如若取掉佛教文化，将无从谈起。故而佛教文化是亚洲最为普及且形成共识的“普世文化”，遍及整个亚洲，远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且佛教虽诞生于印度，但真正让佛教兴盛并枝繁叶茂的是中国和斯里兰卡。而在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六大祖庭皆在长安。这是因为周、秦、汉、唐时期的中华文明，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受到热捧的先进文明。

今天，当中国经济攀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文化的战略，是正确而伟大的。而且陕西的各级领导也为艺术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在这艺术多元繁荣的时代，每一位艺术工作者都应潜心干好自己的事，接地气，服务大众、服务基层，创作出能走进人们心灵的作品。世园会张锦秋大师用现代玻璃幕墙技术建造了一座玲珑宝塔，它既是空间的制高点又是文化的标志，建筑内部的中心墙要求画上菩提树，她是真懂文化，因为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为智者，故菩提代表了佛教的“智慧”。将现代技术与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便是石涛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岳钰这次为大兴善寺创作的大型壁画《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就采用了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的服饰。以中国传统壁画制作中的沥粉、贴金、镶嵌技法绘制而成，岳钰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也是盛唐汉地佛教的表现特征。佛教绘画不仅仅是一个佛形的外壳，因宗教偶像的庄严肃穆、动作、手型都有严格的规范，佛教称“手印”。佛、菩萨都有固定的格式遵循，这在《佛说造像量度经》中有严格的规定。岳钰根据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西域佛教、汉地佛教资料恭身敬造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宗师肖像画，特别是不空在大兴善寺翻译了500余部佛教经典。惠果、一行法师均为其弟子，并完善创立唐密，后传至日本称为“真言宗”，即东密。这也是岳钰为弘扬佛教文化所尽之绵薄之力。

中国传统对先贤的敬畏之感是孝道的核心，我们现在国内庙宇众多，然而对于师承关系人们从视觉上很难找到。故用艺术肖像的手法庄严地表现出宗教的精神，要胜过文字和口头的描述，这即为读图时代艺术的力量。晋代和尚法显去印度取经要比唐玄奘早200多年，况且64岁高龄，而玄奘取经时仅29岁，由于年龄的差距，看似相同的困难对两人来说都有天壤之别。他们均有著作，前者为《佛国记》，后者乃《大唐西域记》。可唐僧家喻户晓，晋僧法显却鲜为人知，这就是农耕社会资讯功能手段，小说通俗化的文化力量，一部《西游记》让唐僧插上了名人的翅膀。在资讯手段发达的信息社会，如何让地下的文明地面化，让尘封在史书中的文字形象化，这就是陕西用自己丰富的“文化宝藏”，迎接“创意经济”到来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