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唐僧之殇 修复敬畏从抵制《西游记》开始

《西游记》“庸俗叙事”丑化玄奘大师

无论是何种先贤，我就是要与你勾肩搭背、情同手足、江湖并肩、恩怨同气……这样的庸俗叙事，化解了有德圣者与自己的高差，吃喝拉撒都有“圣人兄弟”相伴，于是便有了落俗以后的安全感。庸俗叙事也便成为解构神圣的惯用手法。

对比小说《西游记》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历史著述，我们发现，唐僧与玄奘大师这两类人物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庸俗叙事的《西游记》将玄奘大师彻底解构、彻底丑化了。

《西游记》随意窜改和抹杀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重要史实和伟大价值，将其西游意义影射到暴力恩怨、凡夫性情的无尽纠缠中，玄奘大师被赋予了一副软弱多疑、无能俗气的面孔。而叙事则虽名“西行”，实非“求法”，仅借一“四人同行”外壳讲人间俗事而已。

小说中，唐代佛教的背景、玄奘大师的修行品格与佛法造诣、大师西行求法的真实愿心只字不提。大师乘危远迈、虔诚坚定、为求法不惜生命的伟大西行完全被“唐僧反复被妖怪陷害，不断束手就擒，等待徒弟、菩萨与各路神仙相救”的雷同情节所取代。大师在印度求法的卓越经历更被彻底歪曲，所谓的“取经”完全只是唐僧师徒与小说中“如来佛祖”及诸大尊者间的闹剧。“高僧”、“圣僧”在整部小说中只是串联起诸妖魔故事的空壳名头。而被读者津津乐道的女儿国故事中，唐僧直接充当了“佛教清净戒行与世俗情爱故事”的噱头。僧人被打造出的形象，除了暴力，只有色情。更为甚者，还胡诌出吃“唐僧肉”可长生不老的荒诞说法。

《西游记》通过对师徒关系的着力刻画，塑造了一位软弱无能、食古不化的“唐僧”。小说以孙悟空的智勇双全反衬唐僧的懦弱胆小，以徒弟间的关系间接描绘唐僧的心胸狭窄、好听谗言、不分善恶。取经途中，唐僧只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主见，诸事不顾，遇事慌神，只知念经念咒，不知传道授业，一颗心又大又软的“师父”，连常人都不及，哪里有丝毫玄奘大师千古而无对的风范？

《西游记》反复强调唐僧师徒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之不易。但在整个过程中，唐僧实质上只是摆设、陪衬，克服磨难几乎全在孙悟空之功。至于玄奘大师传译经典之重大贡献，直接被“唐僧取经回流沙河，全部佛经只留南无阿弥陀佛六字”这样的讽刺情节所无情抹杀。

整部小说中，关于玄奘大师和佛教，只有一句“无力”的“佛号”，只有一场毫无佛法内涵的“取经”，只有一位不圣不贤、徒有虚名的“圣僧”，甚至还有一位不慈不悲的“如来佛祖”。简而言之，小说叙事中的佛教、高僧与佛菩萨，只有庸俗，不见高远；但见凡夫，不见圣贤；但见无能，不见无畏。

《西游记》为“唐僧”形象定下了这样的庸俗基调，任高喊“圣僧”之名，任改编者如何“折中”，都是对玄奘大师神圣性与崇高性的逐步消解，是对圣贤的矮化和俗化，也是对佛教的诽谤。至于几百年来人们对此小说的热衷，只是冲着戏谑圣贤、谈妖论怪而去。而玄奘大师“宁向西行一步死，不往东土半步生”的崇高形象早已被多疑多虑、怯懦迂腐的唐僧釜底抽薪，并在妖风仙雾的铺排中深入人心。

佛门大德共同抵制《西游记》

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在其自传《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中提到了一件往事。在这部电视剧开拍前，杨洁曾拜访了赵朴初先生，请他为片头题写字幕。但是赵朴老婉言谢绝了，因为《西游记》歪曲了玄奘大师的形象，佛教界并不认可这部作品。

赵朴老对《西游记》的抵制并非只出于个人，而是代表着佛教界的一贯态度。禅门泰斗虚云长老对此曾有分析：

“世上流传的《西游记》，是清浊不分，是非颠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玄奘大师有《大唐西域记》，内容所说，都是真实话。惟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全是鬼话……《西游记》小说骂佛教，看《西游记》的人要从这观点出发，就处处都看出他的真相……世人相信这部假的《西游记》，而把真的《西域记》埋没了。”

的确，自明代以来，玄奘大师“西行取经僧”的形象通过《西游记》在民间的流传而家喻户晓。但是，在“唐僧”形象几乎成为一种文化范式的同时，它实际上也在起着消解神圣、破坏文化的作用。因为，玄奘大师本该以其应有的身份和形象传承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但现实中这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伟大人物却成了国人眼中是非不分、窝囊小气的典型。

赵朴老在谢绝西游剧组题词后还曾提出诚恳建议——“希望我们在电视剧里为唐僧平反，起码不要丑化唐僧”。这一建议虽然得到导演一定程度的采纳，可《西游记》小说本身对“唐僧”的定型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扭转。剧中为表达唐僧“克服人之常情而坚定取经”的人格与意志而安排的“人性化”情节，往往出于导演的主观臆想，其实际效果恰恰在电视剧的传播中刺激了观众对“儿女情长”等无关大道的世俗主题的无限意淫。

为何导演的“折中”之道没有奏效？因为以《西游记》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通过叙事方式对玄奘大师进行庸俗化演绎由来已久。

民族脊梁泽被古今，两岸相待天壤之别

玄奘大师被尊为“民族脊梁”。他舍身求法的精神和传译而来的教法不仅对汉传佛教的成熟奠定了划时代的意义，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注入了坚毅、无私、饱含人性与神圣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在玄奘大师的悲愿和智慧推动下，成为佛教和传统文化中日日常新的血液，泽被古今。

不过，后人对这位圣贤不仅没有回报以起码的感恩，反而极不厚道地将他丑化成阴柔、多疑、懦弱、迂腐、愚痴的形象，甚至捏造成恋爱话题中的某种范式。更讽刺的是，在现代传媒的严密包围下，年轻人常可怜到连小说中的唐僧都不甚了解，更不要说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大师。

正如评论文章所指出：我们只能看到各种大话、恶搞版本的“唐僧”，只能了解娱乐化、扭曲化的玄奘大师，甚至只有在满嘴流油吃着被炭火烤得滋滋作响的“唐僧肉”时，才一脸油滑地想起似乎还存在着一位“独千古而无对”的取经僧人。

如果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不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那么真应该挨一记重重的棒喝。这记棒喝便是再次拿海峡以东的台湾来做一比较。

为什么每每谈及文化的传承，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台湾拿来对比？这不是对大陆文化的贬低，而是此处的文化环境实在令人感到无颜面对玄奘大师。然而在海峡对岸，多少能让人找到些许安慰。

在台湾，玄奘大师不仅被尊为民族脊梁，比如日月潭边的玄光寺里就挂着一幅匾额，上书“民族宗师”。民族宗师，这是何其高度的评价与崇敬！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不乏现代的生活、流行的文化和地方的民俗，但也并没有疯狂的戏谑，没有不计后果的丑化，即便是年轻人，谈到玄奘大师也是敬畏有加。

一边是诚挚的敬畏，一边是放肆的摧毁。两岸人文环境的差别，在对待玄奘大师的态度上正可见一斑。

摧毁传承与修复敬畏

《西游记》对玄奘大师的丑化是谬种流传的源头。这里并非干涉文学创作的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游记》中的唐僧虽不能等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大师，但二者密切的联系却无法割裂。

历史上，玄奘大师最初以本有的高僧形象深刻影响佛门内外。唐代后期，取经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南宋以后逐渐形成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讲唱文学的文本，这是西游故事的民间文学雏形，直到明代，随着《西游记》小说的形成，“唐僧”的文学形象最终定型。

明清两朝，《西游记》小说以等多种形式广泛流传，影响极大，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人人可得而观之。随着小说的流传，戏曲、评述也大量吸收西游故事为主题，成为传播的另一种渠道。

相比而言，《大唐西域记》等历史著述的传播与影响力显然不敌通俗小说和曲艺。后者极大程度上占据了对玄奘大师的“解释权”，并直接引夺了大众对其佛教意义的知情权。但这种解释又始终在大师“西行”的名义下进行。史实与文学的若即若离，使人们对于历史的误读通过“唐僧”之名直接捆绑到到玄奘大师身上。

玄奘大师之名渐渐被束之高阁、封尘古卷，而“唐僧”之形则迅速深入人心。在文学手段再加工、故事情节虚构和其他人物形象的反衬下，玄奘大师崇高的人格和僧格显然被扁平化、苍白化、弱化和俗化，其真实事迹也淹没在怪力乱神中不为人知。

对玄奘大师神圣性的初步消解完成在《西游记》通俗文学的广泛传播中。人们热衷于刊刻、阅读、评议和考证这部小说，可是除了佛门内部，很少有人关注到这种消解。这与明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的世俗化关联甚深。佛教和僧人形象受到扭曲的何止玄奘大师一人，甚至文艺作品中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僧人反而更受到市井俚俗的欢迎。可以说，整个佛门都遭到了世俗化的冲击。

当然，明清时代雅、俗文化之间的血缘性关联依然是完好的，社会主流文化依然对正面崇高的价值观起着传统的保护作用。但这种庇护自清末民初以来逐渐受到西方化和现代化强有力的冲击，到今天几近摧毁。

如今，玄奘大师的真实形象和伟大精神只是在受到限制的教界、学术的象牙塔和部分小众文化圈层内产生有限的影响。即便是教科书的收录和主流媒体有限的正面传播，也根本抵挡不了数十年来全面歪曲佛教的负面影响和现代娱乐颠覆性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的深度和力度远远超过了明清时代，对玄奘大师从有限度的歪曲直接狂飙到彻底丑化乃至颠覆，而影视、网络、游戏、数字通信则成了全面丑化的载体和传播工具。今日的颠覆程度和传播速度之快，足以令古人瞠目结舌、“叹未曾有”！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经济狂奔的时代，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恶劣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在走下坡路，人们对于自我、利欲的执着极速膨胀，无我与利他的人格遭到理所当然的背离，全社会似乎进入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戏谑时态”和“解构时态”。敬畏之心稀有难得，道德伦理一文不值，而不顾一切的消解神圣几乎成了无需提醒的高度自觉，对他人尊严的随意侵犯得到前所未有的默许甚至是公然的怂恿。

民国时代，以艳俗为卖点的默片《盘丝洞》尚且受到文化部门的限制，而今，各种恶俗版、搞笑版、大话版、无厘版、颠覆版、情色版的“唐僧”形象却充斥银屏手机、影视广告、大街小巷。人们也如桎梏得到彻底解放般欣喜若狂、争先效仿。面对佛门神圣性的消解与失守，独善其身者佯装不见，“鸡汤”贩卖者临阵退缩，有心维护者力不能扛，有力影响者身不由己，竟至默不作声，一片喑哑。

许嘉璐先生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雅文化衰落，同时又孤芳自赏，我们的俗文化大部分是舶来品，不是根植于本土，很难提升，俗文化和雅文化断绝了。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雅俗之别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但互相关联，各有界限。俗文化有其空间，但一定不会僭越甚至颠覆主流的、高尚的甚至神圣性的文化。雅文化对社会和人心应有的教化和提升也从来都是名正言顺，绝不会畏畏缩缩。由玄奘大师神圣性被消解来看，我们亟需警惕这种文化的颠倒，更有必要回溯崇高，修复敬畏。

玄奘大师长期以来所遭受的世俗化消解和颠覆在短时间内难以消解，但在《西游记》和脱胎于西游文学的文艺娱乐被铺天盖地推动的同时，回溯和修复之路也并没有堵死。现代技术和传媒既然可以传播低俗，也一定可以承载崇高，有识者和有心者当悉心观察，尽力开拓这样的渠道，令真实历史得到展现，令玄奘大师名至实归，也令人们内心尘封的清净与敬畏重见天日。

人或可一日无知，但岂能终生无畏？

曾经，在西方文化潮流的浩荡下，我们视祖先的文化、民族的精神为腐朽糟粕，大有弃之如敝屣，自贬而后安的“快意”。这种唯恐“落后”的盲目和无知在当代社会发展成为对文化的两种摧坏，一种是“文革”般暴风骤雨的打击，一种是物欲潜移默化的销蚀。即便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文化的断层和传统的衰微给各方面带来了不容小视的危机，可无知带来的不顾一切的无畏并没有放慢其“扫荡”的脚步。

世界广大，文化流长，人类的无知在所难免。可是，无知不该为盲目的无畏撑腰，无畏更不应成为破坏的合理依据。但现实中“无知者无畏”却成了毁坏的通行证。物质上，拆毁真正的古迹，并以“保护”的需要建构全新的“遗产”；精神上，在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无视、打击和破坏后，毫无歉疚地大谈寻根觅祖，并构建空洞的“文化实体”以象征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用与“先污染后治理”如出一辙的思路对待传统文化的精髓，却不晓得挥霍殆尽、元气大伤之后，我们将去哪里寻找理想乃至幻想中的民族精神。

无怪乎日本学人在谈到禅及文化的时候认为中国的禅宗自明代起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旁观者的态度多少反映了一些现实状况。或许我们可以标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化传统的兴衰演变，但这种“客观”无疑割裂了正时时演化成“现实”的历史与一刻不停地成为历史的“现实”，甚至可说为一种罪过。

文化的蜕变，民族精神的隐没，身处当代的国人不仅是观察者、受影响者，更是参与者和造作者。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成也国人，败也国人。假如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的认识，只顾对民族文化进行肆无忌惮的摧毁，或者不负责任地“旁观”这种摧毁，那么只能说社会整体正陷入一种令人心寒的盲目、轻浮、健忘和残忍。

无论是古老文化传承的需要，还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要求，我们的社会都不应成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社会，我们的文明都不该蜕化成心智幼稚、十分土豪的文明。无论传统的精髓散落在何等深微之处，无论民族的精神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尘封，我们多少要捡回历史上四处埋藏却曾经光灿古今的珍宝。

因此，回过头来再看佛教界对《西游记》的不认可，对丑化玄奘大师的文化行为和商业行为的抵制，不难发现这不仅是对于佛法的维护和珍惜，也是移风易俗的现实教化和对文化人心不遗余力的呵护。

人或可一日无知，但岂能终生无畏？虽然以《西游记》为源头引发的对玄奘大师的不断丑化已然成为难以涂抹的历史事实，但未来正待书写。是继续纵容乃至参与对传统文化的毁坏，还是及时遏止，对消解神圣的行为进行反消解，一切都在我辈的责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