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以来的三次重大佛教考古发现(图)

2012年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在河北省临漳县的邺城遗址抢救发掘一处埋藏坑，共发掘出2895块佛教造像，如果拼合后加以恢复的话，应该有1000多尊佛像，其中95%是用汉白玉雕刻。从考古现场发回的佛像照片看，彩绘鎏金，金碧辉煌，灿然满目，那质地的皎洁，那色彩的绚丽，那雍容的气度，无不昭示着高雅豪贵的气派，毫无疑问，这些佛教造像都是皇家寺庙的艺术品。由此，笔者想到了近50年以来的另外两次重要的佛教考古发现以及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1959年，山西沁县南涅水村的一位农民在涅河北岸取土，一镐下去，将一个巨大的埋藏佛像的地穴暴露在天光之下，随后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发掘清理，先后出土各类石刻造像2139件。这批佛教艺术品主要分为碑文石刻、造像石塔和个体造像三大类型。塔形造像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形石块叠垒而成。据石刻题记，这批佛教造像和石刻主要是北魏永平三年（510）至北宋天圣九年（1031）的作品，跨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十国和宋朝，历时近6个世纪，其所使用的材质是沙岩，风格粗犷，雕工朴拙，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

1996年10月，在青州博物馆南侧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推土机推出了古代龙兴寺埋藏佛像的地窖。该地窖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出土了大约500尊佛教造像。其时代始于北魏、止于北宋，但大多属于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龙兴寺窖藏佛像发现之前，在青州及其周边地区就已经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总数大约有1000多件，这些造像创作的时间大致与龙兴寺佛像相同，属于古代青州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材质主要是石灰石、汉白玉和花岗岩。这批造像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雕造精美，彩绘富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与上述两次被动的考古发现不同，临漳邺城遗址佛像埋藏坑的发现是主动考古的结果。早在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邺城考古项目就已经启动，历经两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临漳东魏北齐佛寺塔基遗迹，2002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上述三次考古发现透视出深层的佛教史背景：“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唐武宗李炎，“一宗”指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柴荣。“三武一宗”法难分别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前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前后、唐武宗会昌五年前后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前后，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佛教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三武之厄”，极为惨烈，如《魏书·释老志》载：“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这是拓跋焘时代佛难的实况。宇文邕和李炎时代的佛难，大致也是如此。“三武之厄”的发生，都与佛道之争以及皇帝对道教的崇奉有关。灭佛运动主要是由军队执行的，所以杀人放火是常用的手段，被拆毁的佛寺、被屠戮的僧尼、被焚烧的佛经和被击破的佛像简直不计其数。从955年开始，柴荣也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当时毁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上文提到的佛像石刻都出土于地下的埋藏坑，显然与“三武一宗”法难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佛教艺术品大都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显然是被砸破之后集中掩埋的。　从时代上看，河北临漳佛像石刻可能和宇文邕灭佛有关。北朝时期的邺城一直是弘扬佛法的圣地。譬如，在北魏时代来自西域高昌国的名僧释慧嵩就曾在邺城和洛阳讲说《毗坛》之学（小乘佛教有部论典的总称），有“《毗坛》孔子”（《续高僧传》）的美誉。而在北齐时代，皇家崇佛，全国寺庙约4万所，僧尼约300万人，仅邺城附近就有僧尼约8万人，寺院约900所。宇文邕在攻占北齐之后，继续推行其残酷的灭佛政策。因此，临漳的这次重大考古发现无疑将为研究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兴衰提供丰富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