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常乐的思想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著名的诗人，虔诚的佛教信徒。祖籍太原。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后期闲适、感伤的诗渐多。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844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作为唐代著名的诗人、虔诚的佛教信徒，白居易深受佛教知足常乐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在中晚年之后，看淡了世事，过着悠闲舒适的半官半隐生活，经常在作诗与参禅学道中度过快乐的时光。

这种知足常乐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

在《白居易集》卷六十一《铭志赞序祭文记辞》中，他曾对他的妻子和侄儿说：“吾之幸也，寿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干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无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矣。”

语讫命笔，自铭其墓云：乐天乐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云然，其死也委蜕然。来何因？去何缘？吾性不动，吾形屡迁。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厌恋乎其间？

从这段白居易对妻子和侄儿的谈话及他所撰写的墓志铭中，我们能够很真切地感觉到白居易对自己的官位与寿命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虽然在每届任地方官时都为百姓做了许多贡献，但却很谦虚地称自己“无益于人”，应当被贬官。这表现出他对自己生活和事业的知足与反省。在知足常乐的生活中，白居易还非常节俭惜福。他在向他妻子交代后事时要求妻子在他死后，节俭办丧事，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醉吟先生传》是记述白居易晚年隐居生活乐趣的一篇文章。文中，白居易自述了他悠闲常乐的生活，将自己的知足常乐思想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力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及泊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杯自娱，酩酊而后已。”

白居易还常在饮酒之余，对生活发出种种感慨。他还通过与别人的对比，表达对自己生活非常知足的感情：

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干卫叔宝，幸甚幸甚！馀何求哉？

这段话是诗人知足思想的中心。作为唐代才华横溢的诗人，白居易很谦卑地称自己的才华远不及古人。他分别从富贵、寿命、温饱、快乐、健康等几个方面与历史上不同的人作比较。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都比他们要好。

与黔娄作比，认为自己比黔娄富裕多了。

黔娄是春秋时齐国的贤士和道学家，他的道家学术理论受到齐侯的重视，齐侯备下重金，请黔娄到朝廷做官，聘他为卿，他却坚辞不受。后来鲁国国君听说了，就派人去请他出任鲁国的相国，并给他赐粟三千钟的俸禄，黔娄仍不为高官厚禄所动。

黔娄死后，他的好友，孔子的高足曾参前往吊祭，看到黔娄停尸在破窗之下，身着旧长袍，垫着烂草席，用白布覆盖着。由于这块白布短小，盖头就露出脚来，盖上脚就露出头来。不禁为之心酸，就说：“把布斜过来盖，就可以盖住黔娄先生的全身了。”

不料，黔娄夫人却答道：“斜之有余，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这会违背先生的生前意愿的。”曾参认为黔娄夫人说得很有道理，深感惭愧，于是哭得更为悲伤。

白居易认为，黔娄家贫如洗，甚至在死后连一条完整遮盖遗体的白布也没有，他认为自己与黔娄相比，就是一个最富裕的人了。

白居易认为与颜渊相比，就是一个长寿的人了。

颜渊，名回，字子渊，春秋鲁国人。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三十岁。史记载：“回年二十九，发尽白。”约四十岁左右卒，人称复圣。颜渊天资非常聪颖。能闻一知十，连才智过人的子贡也不敢和他比。而在生活上，颜渊却过得很简陋。孔子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吃住皆十分简陋。在韩诗外传上记载，孔子曾问他何以不出来做官，颜渊曰：“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馊粥，郭内之田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于夫子足以自乐，回不愿仕也，回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贫如富，表示知足而无欲；贱如贵，表示谦让而好礼；无勇而威，表恭敬而不失于人。而且说话能有选择，终身无患难。颜渊就是这样安贫乐道。

颜渊是孔子弟子中最为安贫乐道和勤奋好学的人，他为人谦恭礼让，深得孔子的器重，被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却不幸在四十岁时早死了。

白居易还与伯夷比温饱。

认为自己至少没有温饱的忧虑。伯夷、叔齐是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满商纣王的暴虐统治，投奔周武王，但又不满周武王的革命，拒绝出仕，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下。他们是古代有名的高洁之士，最后却因没有饮食果腹，导致被饿死，与他们比，白居易感觉自己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快乐人了。

白居易还与荣启期比快乐，认为自己是比他更快乐的人。

荣启期是春秋时最快乐的人，一次，孔子看见荣启期在鄘邑郊外行走，身穿鹿皮袄，腰扎绳索带，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孔子问道：“先生如此快乐，为什么呢？”荣启期回答说：“我快乐的事情很多：自然化育万物，只有人最尊贵，我能够生而为人，这是第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男女的差别，在于男尊女卑，所以世人都以男人为尊贵，我身为男人，这是第二件值得快乐的事情：人的一生，有的未出生便胎死腹中，有的死在襁褓中，我已经活到九十岁了，这是第三件值得快乐的事情。”孔子说：“好啊！真是一个能自我宽慰的人啊！”

白居易认为荣启期所具有的快乐他都有，而且自己比他有更多的乐趣，饮酒、作诗、参禅，经常能从与诗友往来中享受人生之乐，自己要比他快乐多了。

卫叔宝是晋代名士，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关于他的美，《晋书》里用“明珠”，“玉润”等词语宋形容他，他为人喜怒不表于形，总之是个面无表情的玉人。卫叔宝自幼风神秀异，坐着羊车行在洛阳街上，远远望去，就恰似白玉雕的塑像，时人称之“璧人”。洛阳居民倾城而出，夹道观看小璧人。成年后的卫叔宝长相更为英俊洒脱，他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跟踪围观，想一睹他的风采。但是，他年纪轻轻却经常被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以至于病得形容枯槁，引人，冷悯。

白居易不与他比别的，就与他比健康。他认为自己与卫叔宝比起来真正是健康之人了。

白居易就是通过与不如自己的人在多方面进行比较，以显示出自己在很多方面比别人优越，从而使自己对拥有的生活感到知足常乐。

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还作有一首《咏怀》诗，表达那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思想。诗石：

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

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

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

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这首诗歌是白居易人生态度的表白，诗人认为，岁月似箭，人生苦空无常。人应当在有限的人生中，尽可能让自己过得轻松悠闲一点。这并不是说白居易的思想十分消极，而是劝人要知足常乐，不要辜负短暂的人生时光。

自居易还作有《达哉乐天行》一诗，表达自己知足常乐的生活。诗云：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

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半及车先悬。

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

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

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

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

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

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

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

白居易在这首诗歌中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分司东都洛阳十三年，到七十岁不再为官，但还能有俸禄收入。在这种隐居生活中，自己可以与游客一起游春玩赏，还可随意与山僧探讨佛法。沉醉于这种闲适快乐的生活中，竟然有很长时间忘了过问家中的事情，院子中都长了草，厨房甚至很少生火做饭了。经常有厨师告诉他没有盐和米了，丫鬟和佣人向他诉说穿的衣服都破了。妻子、佣人、外甥、侄子都对自己不问家事的做法感到不高兴，而诗人自己却陶然于酒醉当中。

尽管家人都为生计感到忧虑，但白居易却对未来早就作奸了筹划。因为他有很多家产，他准备先卖十亩园子，再卖五倾田地，然后卖掉家中所住的宅子。将这些家产变卖之后，足够供养家人和自己将来的生活了。白居易认为自己已经七十一岁了，老眼昏花，可能这些钱还没有用完便与世长辞了。所以，根本用不着为生计发愁，尽享“饥餐乐饮安稳眠”。

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出白居易对自己的生活真正做到了知足常乐，尽管家人已经在为衣食发愁，但他仍然不为生活困窘而发愁。

总之，知足常乐思想是白居易中晚年时期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使他在经历宦海浮沉之后，仍能够以平常心看待世事，而且还使他能够在那个朝政黑暗的年代全身远祸，从而平安悠闲走完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