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的画师和工匠都来自何方

敦煌艺术的异国使者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一个被高山、沙漠、戈壁环绕的小绿洲。汉代中西交通开始畅通，直至唐代，敦煌一直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贸易的补给点和中转站，史称“咽喉之地”。

玄奘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使者佛教东传初期，来往于丝绸之路的西域商人中有许多传法的佛教徒。西边来的弘法者在此驻足传播佛法、翻译佛经、设坛建寺，从中原西去求法的取经者也在这裡歇息，因此敦煌成为佛教繁盛之地。而莫高窟距人口聚集地不远，有适合开凿洞窟的陡直崖壁，一条足以养生的小河，具备僧人于“清静处所”修行的条件，乐僔云游至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于是开窟修行。从此开始了延续千年的石窟群开凿。

佛教传入中国分两条路线：一条是北传佛教，也叫汉传佛教，从阿富汗进入长安、洛阳。另一条南传佛教，从印度、尼泊尔到拉萨西藏。古代识字的人少，在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情况下普及一种思想是很困难的。佛教人士只能通过绘画、雕塑等很形象的方法，让老百姓慢慢进入宗教世界。因此佛教能在中国牢牢地扎下了根，跟艺术有很大的关系。

中亚地区流传下来的古代雕刻作品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写实水准随着中西往来的频繁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盛行，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来的画师工匠带来了佛教的绘画样式和塑像技法。假如我们把这块称作西方文化，也就是唐人所说的胡文化，它不但改变了中国艺术发展原来的轨迹，而且被很好地沿用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里的工匠造型能力非常强，已经形成一条非常完整的体系，这是当时的中国人远远达不到的。　

在新疆克孜尔第212号石窟关于叙利亚画家鲁玛卡玛的题记证实了叙利亚画家前往龟兹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除了中亚、西亚乃至印度等国外画家对璀璨的丝绸之路沿线石窟佛教艺术的形成有非常大的贡献外，在随后的不同时期，到敦煌上任的官吏和移民戍边被贬的官员大户带来的中原画师，也将带有中原汉文化色彩的画稿粉本带到敦煌。而在吐蕃、西夏、元代几个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到达此地的少数民族画师也为敦煌艺术注入新的内涵。敦煌佛画的专业画家队伍

莫高窟254窟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严密的构图方式展现作者的巧思　敦煌早期的壁画全是艺术家的创作。画师根据自己对佛经、佛传故事的理解进行创作，因此每一幅都不一样，能流传下来的大多都是大师之作。但由于没有留下名字，这些早期的画家、雕塑家都被归类到工匠之列，其作品也没有被给予相当的重视。

中国美术史和艺术史对于画家的身份通常混为一谈。中国历史上的画家分为两条系统，一条是宗教绘画，包括藏传和汉传，藏传的宗教绘画系统还在保留，他们还在根据他们的方式画壁画、画唐卡。另一条系统是我们讲中国美术史必须讲到的文人画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又分为三种人，一种是官人，上至帝王卿相，下至一般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他们来说，绘画是对自身修炼的必备条件，他们画画有点像弹古琴，是用来排解自己的郁闷，移情于物抒怀明理的。第二种是职业画家，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画技很好。第三种是我们一直不太提起的宫廷画家，他们除了为皇室家族的人绘画肖像，另一个职责是记录皇室的婚丧嫁娶、狩猎出行，以及国家大的战役等等的画面，他们的造像能力是所有画家中水平最高的。　

通过佛窟与佛画中的画家供养人画像与题记，以及公元9、10世纪官府和寺院的收支账目(《入破历》)中关于画师的役使和供给记录，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敦煌，手工业加工艺术已经非常先进，而且已经有了比较细致的社会分工。除去与社会生活及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各行业工匠外，敦煌当地还活跃着一支营造敦煌石窟的“打窟人”的队伍，其中就有专门从事佛教艺术创作的工匠，他们是从事绘画行业的画匠和从事雕塑行业的塑匠。

莫高窟第72窟南壁五代时期的壁画中，绘制了石窟开凿者“请丹青巧匠画圣容真身”的场景公元10世纪，随着等级分明的“画行”、“画院”规制愈加完善，部分被纳入皇家画院的“画工”，已从卑下的“众工”地位转变为皇家供奉者的地位。　

被官府绘画作坊做供奉的“绘画手”、“画院使”和被称为“丹青上士”的僧人画家一起，共同构成了敦煌佛画的专业画家队伍，确立了画家的社会地位，进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绘画本体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壁画精品，但也让大量壁画的制作也流于了程式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