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九项原则的作用
“修身则道立”,能够修身则大道自然显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四个步骤,按照这个步骤修身,身修好了,道自然就显现。“道”是我们的明德,明德得以彰显、彰明,就叫“道立”。自己修身修好了,自然能够齐家,家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德,齐家之道就立起来了。修身做到圆满,也能感召贤能之士的帮助,那么治理国家,办理政治也能够办得好,治国之道也就立起来了。
“尊贤则不惑”,这个“贤”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如果经常亲近、尊重德才兼备的人,并且顺承他们的教诲,那么对于是非善恶的道理,就能够明辨而没有疑惑。“惑”是疑惑的意思。但是“不惑”的意思很深,比如说修养圣人、贤人,把自己的迷惑颠倒全部去掉,就是不惑。所以不惑的境界很高,那就是中庸之道,是“天命之谓性”的“性”。要开发自己的本性,就要把“惑”去干净,天性才自然显现。
治国、办政事,都要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办的事情让全国的老百姓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要做到“不惑”,就要尊重贤人,让德才兼备的人来指导,才能够不惑。贤人帮助国君治国平天下,他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成就圣贤君子的境界。成就圣人要从替天下民众谋求福利做起,所以贤人办政治,不是为自己求得权力,不是自己身居高位、为所欲为,或是为了求得种种的利益、受到国君的宠信。他的目的是为天下人办政治,这个政治称为圣贤政治。他是在为天下人服务、为天下人办政治的过程中来成就圣人,这就叫证道。“成道”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茶道、武道、琴棋书画,后边都可以加一个道。这些道就告诉我们,无论学习琴棋书画,还是学习茶,或是办政治,都可以成为求道、成圣人的一个方法。
所以《论语》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游于艺”要以“志于道”为目的、为方向。圣贤人办政治,是在办政治的过程中成圣成贤,所以这个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假使国君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到自己的私利,就和圣人的意志相违背,就不能够学做圣人。不仅学不好圣人,相反,实实在在变成了小人。所以贤人不为自己办政治,不为自己的利益谋私。做天子也好,做国君也好,想要任用贤人,就必须尊重他。他既然是贤人,就说明他的品德好、学识通达、治国的理念也是符合大道的,那就要听从他的建议。
比如现在办教育。圣贤人办教育,目的是使人明明德。就是《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他所设立的教育目标,首先是让人懂得做人的根本,最终的目标是成圣成贤。唯有树立这样的教育目标,才能够真正把人教好,这种教育政策就是明智的。如果你是国君,任用了这样的贤人,他提出这种教育政策,你就要明白、理解、采纳。不能够向他请教之后,他提出了建议,但是你不理不睬,把它搁置一边,这就不是真正的尊重贤才。圣贤人的教育政策一旦能够实施,它所教导出来的人也是不惑之人。
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兴盛,首先都做了一件事,就是尊贤。比如汉高祖,如果没有像张良、韩信、萧何这样的大臣、贤人,那么整个国家的政策就不能够稳固。唐太宗如果没有礼敬魏徵,接受他的犯颜直谏,也不可能有贞观之治的成就。唐玄宗也是任用了韩休、张九龄等贤才,所以才有开元盛世的出现。特别是齐桓公,开始任用了管仲,他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但后来管仲过世之后,他任用了竖刁、易牙、开方等人,结果自己死得很惨,尸体腐烂了,还不被人所知。这就告诉人们,任用什么样的人,对于治国理政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古人说:“不世之君,任不世之臣,才能够立不世之功。” “不世”,不是世代都能够出现的,也就是卓越的。卓越的君主要有识人之明,任用卓越的臣子,才能够建立卓越的功勋。
“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能够使孝悌之道施于家族,把各种亲属关系处理得很好,就能够做到“诸父昆弟不怨”。“诸父”是和父亲同辈的,比如叔叔、伯伯等亲属。“昆弟”,这个“昆”既有兄的意思,也有群的意思,包括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和自己同辈分的兄弟姐妹。“怨”,怨言、怨恨,这个“怨”不是怨外人,而是家族关系内部产生了怨。
为什么家族内部还有怨言?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怨从亲生”,这个怨就是从“亲”生出来的。亲族之间、亲属之间为什么还有怨?因为心中有偏向。做父母的人,如果心中有偏向,即使心中没有偏向,可是在外表现出来,让儿女有所误会,认为他有偏向,他们都会有怨言。所以做父母的人不简单,他要时常用心观察儿女的心理,用心做到无微不至。这样,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怨恨。所以国君能够亲爱自己的亲族,用心关心他们,照顾他们,这些伯伯、叔叔、兄弟等宗族的亲人都受到恩泽,自然不会有怨言,不会有嫌隙。国君自己的家能够治理好,也为天下人做出好榜样,天下人都起而效法。如果国君的家都不和,那么老百姓也就会对他丧失信心。这也是讲上行则下效。
“敬大臣则不眩”,君主能够敬重宰相公卿,专信而不疑,他们就会竭忠尽智地报效国君。君臣一心,和合共识,朝政就不会迷乱颠倒。“不眩”,就是办事情非常明白,不会迷乱。这说明任用大臣也要任得其人,这个大臣替你办事,办得井井有条、明明白白,不会错乱,更不会出现错误,这就是敬大臣的效果。
“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君主如果能够体恤群臣,设身处地的加以体恤、关怀,群臣一定会有感恩之心,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孟子》中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如果领导者对属下臣子能够加以体恤,就像爱护自己的手足一样,那么群臣对君主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他会加倍地对你关爱,甚至像关爱自己的心腹一样来关爱你。
当然,领导也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比如现在的父母,对儿女爱护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儿女还被娇惯的习惯成自然,觉得你不这样做反而不正常,向父母索求、依赖,等、靠、要成为习惯。所以父母也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这样孩子才会有感恩之心。
“子庶民则百姓劝”,如果国君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看待,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这样爱护百姓,关心百姓,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那么全国老百姓都受到感化,会把君主视作父母一样拥护他、爱戴他。既然受到君主的感化,就不忍作恶而相劝为善,大家彼此劝勉,鼓励去行善,不让领导者操心。
“来百工则财用足”,如果君主能够招揽各种工匠,就可以繁荣经济,财用自然充足,民富国强。这个“来”也有劳来的意思。对待百工,对各种有专业技能的人要慰劳他,给他丰厚的报酬,而且要处处关心他,解决他的困难。这样百工、人才都来了,有人就有财。他们的各种发明,各种事业全部发展出来,国家的财富自然就充足。《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是做事、创造财富的正确途径、次序。
首先,在位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所感召的才是志同道合的人才。所以“有人此有土”,这个“土”在农业社会,就是创造财富的资源,土地资源。在现代社会,“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能力等各方面的资源。大家众志成城,自然就会创造财富。财富创造出来之后,要把它用在“德日进,过日少”上,而不能够骄奢淫逸,这样就可以使财用充足。所以“来百工则财用足”。虽然财用富足,但还是要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否则就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悲剧。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远人”,从远方而来的人。像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外国人都来中国做生意,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背井离乡,我们国家总是以宽柔的政策体恤他们。使他们来到中国,就像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样,宾至如归,感到很温暖。天下之人,自自然然都会人心归向。所以中国文化特别有融合性、同化性。比如过春节,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他也学得中国的传统来过春节,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感觉到很有人情味。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怀诸侯”就是用怀柔的政策对待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要怀之以恩义,正之以礼仪。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要帮助他们兴起礼仪的教化,关怀他们的国家治乱兴衰的状况,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安抚,各国诸侯都会归向于天子。
所以天下人对天子生起敬畏之心。什么是敬畏之心?因为天子有威德,所以大家敬重。一旦天子有事情,他们也会无条件地给予帮助。天子得到各个诸侯国的帮助,这就是得道者多助。所以天下诸侯都成为天子的助力,这就是“天下畏之”。如何做到这一点?这还是以道德的力量,就是道德之威,让天下人心悦诚服地来畏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