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九项原则的作用
“修身则道立”，能够修身则大道自然显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四个步骤，按照这个步骤修身，身修好了，道自然就显现。“道”是我们的明德，明德得以彰显、彰明，就叫“道立”。自己修身修好了，自然能够齐家，家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德，齐家之道就立起来了。修身做到圆满，也能感召贤能之士的帮助，那么治理国家，办理政治也能够办得好，治国之道也就立起来了。
“尊贤则不惑”，这个“贤”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如果经常亲近、尊重德才兼备的人，并且顺承他们的教诲，那么对于是非善恶的道理，就能够明辨而没有疑惑。“惑”是疑惑的意思。但是“不惑”的意思很深，比如说修养圣人、贤人，把自己的迷惑颠倒全部去掉，就是不惑。所以不惑的境界很高，那就是中庸之道，是“天命之谓性”的“性”。要开发自己的本性，就要把“惑”去干净，天性才自然显现。
治国、办政事，都要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办的事情让全国的老百姓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要做到“不惑”，就要尊重贤人，让德才兼备的人来指导，才能够不惑。贤人帮助国君治国平天下，他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成就圣贤君子的境界。成就圣人要从替天下民众谋求福利做起，所以贤人办政治，不是为自己求得权力，不是自己身居高位、为所欲为，或是为了求得种种的利益、受到国君的宠信。他的目的是为天下人办政治，这个政治称为圣贤政治。他是在为天下人服务、为天下人办政治的过程中来成就圣人，这就叫证道。“成道”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茶道、武道、琴棋书画，后边都可以加一个道。这些道就告诉我们，无论学习琴棋书画，还是学习茶，或是办政治，都可以成为求道、成圣人的一个方法。
所以《论语》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游于艺”要以“志于道”为目的、为方向。圣贤人办政治，是在办政治的过程中成圣成贤，所以这个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假使国君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到自己的私利，就和圣人的意志相违背，就不能够学做圣人。不仅学不好圣人，相反，实实在在变成了小人。所以贤人不为自己办政治，不为自己的利益谋私。做天子也好，做国君也好，想要任用贤人，就必须尊重他。他既然是贤人，就说明他的品德好、学识通达、治国的理念也是符合大道的，那就要听从他的建议。
比如现在办教育。圣贤人办教育，目的是使人明明德。就是《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他所设立的教育目标，首先是让人懂得做人的根本，最终的目标是成圣成贤。唯有树立这样的教育目标，才能够真正把人教好，这种教育政策就是明智的。如果你是国君，任用了这样的贤人，他提出这种教育政策，你就要明白、理解、采纳。不能够向他请教之后，他提出了建议，但是你不理不睬，把它搁置一边，这就不是真正的尊重贤才。圣贤人的教育政策一旦能够实施，它所教导出来的人也是不惑之人。
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兴盛，首先都做了一件事，就是尊贤。比如汉高祖，如果没有像张良、韩信、萧何这样的大臣、贤人，那么整个国家的政策就不能够稳固。唐太宗如果没有礼敬魏徵，接受他的犯颜直谏，也不可能有贞观之治的成就。唐玄宗也是任用了韩休、张九龄等贤才，所以才有开元盛世的出现。特别是齐桓公，开始任用了管仲，他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但后来管仲过世之后，他任用了竖刁、易牙、开方等人，结果自己死得很惨，尸体腐烂了，还不被人所知。这就告诉人们，任用什么样的人，对于治国理政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古人说：“不世之君，任不世之臣，才能够立不世之功。” “不世”，不是世代都能够出现的，也就是卓越的。卓越的君主要有识人之明，任用卓越的臣子，才能够建立卓越的功勋。
“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能够使孝悌之道施于家族，把各种亲属关系处理得很好，就能够做到“诸父昆弟不怨”。“诸父”是和父亲同辈的，比如叔叔、伯伯等亲属。“昆弟”，这个“昆”既有兄的意思，也有群的意思，包括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和自己同辈分的兄弟姐妹。“怨”，怨言、怨恨，这个“怨”不是怨外人，而是家族关系内部产生了怨。
为什么家族内部还有怨言？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怨从亲生”，这个怨就是从“亲”生出来的。亲族之间、亲属之间为什么还有怨？因为心中有偏向。做父母的人，如果心中有偏向，即使心中没有偏向，可是在外表现出来，让儿女有所误会，认为他有偏向，他们都会有怨言。所以做父母的人不简单，他要时常用心观察儿女的心理，用心做到无微不至。这样，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怨恨。所以国君能够亲爱自己的亲族，用心关心他们，照顾他们，这些伯伯、叔叔、兄弟等宗族的亲人都受到恩泽，自然不会有怨言，不会有嫌隙。国君自己的家能够治理好，也为天下人做出好榜样，天下人都起而效法。如果国君的家都不和，那么老百姓也就会对他丧失信心。这也是讲上行则下效。
“敬大臣则不眩”，君主能够敬重宰相公卿，专信而不疑，他们就会竭忠尽智地报效国君。君臣一心，和合共识，朝政就不会迷乱颠倒。“不眩”，就是办事情非常明白，不会迷乱。这说明任用大臣也要任得其人，这个大臣替你办事，办得井井有条、明明白白，不会错乱，更不会出现错误，这就是敬大臣的效果。
“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君主如果能够体恤群臣，设身处地的加以体恤、关怀，群臣一定会有感恩之心，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孟子》中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如果领导者对属下臣子能够加以体恤，就像爱护自己的手足一样，那么群臣对君主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他会加倍地对你关爱，甚至像关爱自己的心腹一样来关爱你。
当然，领导也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比如现在的父母，对儿女爱护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儿女还被娇惯的习惯成自然，觉得你不这样做反而不正常，向父母索求、依赖，等、靠、要成为习惯。所以父母也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这样孩子才会有感恩之心。
“子庶民则百姓劝”，如果国君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看待，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这样爱护百姓，关心百姓，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那么全国老百姓都受到感化，会把君主视作父母一样拥护他、爱戴他。既然受到君主的感化，就不忍作恶而相劝为善，大家彼此劝勉，鼓励去行善，不让领导者操心。
“来百工则财用足”，如果君主能够招揽各种工匠，就可以繁荣经济，财用自然充足，民富国强。这个“来”也有劳来的意思。对待百工，对各种有专业技能的人要慰劳他，给他丰厚的报酬，而且要处处关心他，解决他的困难。这样百工、人才都来了，有人就有财。他们的各种发明，各种事业全部发展出来，国家的财富自然就充足。《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是做事、创造财富的正确途径、次序。
首先，在位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所感召的才是志同道合的人才。所以“有人此有土”，这个“土”在农业社会，就是创造财富的资源，土地资源。在现代社会，“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能力等各方面的资源。大家众志成城，自然就会创造财富。财富创造出来之后，要把它用在“德日进，过日少”上，而不能够骄奢淫逸，这样就可以使财用充足。所以“来百工则财用足”。虽然财用富足，但还是要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否则就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悲剧。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远人”，从远方而来的人。像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外国人都来中国做生意，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背井离乡，我们国家总是以宽柔的政策体恤他们。使他们来到中国，就像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样，宾至如归，感到很温暖。天下之人，自自然然都会人心归向。所以中国文化特别有融合性、同化性。比如过春节，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他也学得中国的传统来过春节，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感觉到很有人情味。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怀诸侯”就是用怀柔的政策对待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要怀之以恩义，正之以礼仪。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要帮助他们兴起礼仪的教化，关怀他们的国家治乱兴衰的状况，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安抚，各国诸侯都会归向于天子。
所以天下人对天子生起敬畏之心。什么是敬畏之心？因为天子有威德，所以大家敬重。一旦天子有事情，他们也会无条件地给予帮助。天子得到各个诸侯国的帮助，这就是得道者多助。所以天下诸侯都成为天子的助力，这就是“天下畏之”。如何做到这一点？这还是以道德的力量，就是道德之威，让天下人心悦诚服地来畏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