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谈性命双修的同一性与对立性！

性与命均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据〔易·乾彖〕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曰：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性为天所赋予，而命是指一切自然运作与变化的道理。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视性命为一体，三代之时，命也含有上帝之命的意思，称为天命。

上述天命的思想对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但儒家论赞天命除接受殷周时代天帝之命不可勉强违逆的观念外，已将讨论的重点置于人事用功之上。孔子以了解天命、敬畏天命、顺天命为君子之修养，如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也把追求理想、宣扬道统（人事）的成效归诸天命，所以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天命是客观的决定力量，非个人的努力、愿望可强求，但人类本身所有积极性的主观力量不但不应放弃，更应加以充分发挥，这便是存心养性、修身立命之说。孟子认为人类内在的主观力量便是人人所具有的、先验而纯粹的至善之性，亦即所谓仁义礼智四端。本善之性受自天命，是以顺天命之道在于发扬人性中至善的本性。

然而性虽受于天命却可以超越天命的价值，因此孟子进一步认为，为了实践仁义道德，甚至连生命也可以放弃。换句话说，发扬善性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命中的夭寿、穷达、贵贱、贫富。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论点可以说把人性的价值推崇到了极致。后世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中的道德哲学大抵承袭此一思想而加以发挥。

荀子对于性命之说另有发挥，荀子谓：节遇之谓命。是视命为环境中机遇而至的客观力量，人固然无法违逆天时自然之运行，但也不能坐俟天命改变。正因客观力量不足恃，只有奋起力行，把握主观的自我力量，才能克服环境限制，发挥人的价值。所以荀子主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但荀子对于性的观点和孟子有所不同。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又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而且断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此人类社会应有严格的礼法规范，藉以约束人性中为恶的倾向，积善不息乃能成就道德人格，是为“化性起伪”。由此可见，相对于孟子强调性命的同一性，荀子则着眼于性命的对立性。

古人的思维里，人是由性和命组成的，性即性格、思想、七情六欲等一切看不见的因素；命即身体、发肤等一切看得见的因素。性与命相比，人的性变化很大，正似天气健运无常，时常风雨阴晴，用一句诗比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且性看不见亦象天无形，因此古人认为人的性是吸收天气而来，只要有呼吸，人就一定有性。命则与性不同，虽然变化，但不像人的情志一样变化莫测，相对比较稳定。

象地，人的身体必须通过吃大地生出的万物来充养，若人不吃饭，身体得不到充养便会消瘦，且人体是看得见的，象地有形。人身上的气血亦是如此。气无形，变动较大经常会因为人的情志活动而发生气的运动变化，“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素问·举痛论》）因此古人认为人体的气亦来自于天；血相对于气而言是有形的，运动规律是很难受人意识改变的，为吸收地气所得。在先秦诸子中，道家抱持着顺其自然、“安之若命”，墨家则对天命的命定论思想加以批判、否定。儒家人文主义中的性命思想，不论是孟子存心养性的“立命”之说，或荀子化性起伪的“制命”之说，总是抱持较为积极但不失其中庸之道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