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为《左氏春秋》。它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南怀瑾先生认为，虽然《左传》是一本史书，但实际上《春秋左传》是很好的谋略书。《左传》重视功利，推崇权谋，从不讳言政治家道德言辞教导的权谋内涵，视足智多谋为政治家的必要素质。同时，《左传》又有其独特的权谋思想，它教导为政君子尊重人性对道德的需求，可谓“阳谋”。《左传》里暗藏的这些顶级权谋术，如能仔细领悟，定会对以后的人生之路大有裨益。邾隐公把玉高高地举起，他的脸仰着。鲁定公谦卑地接受了玉，他的脸向下。子贡说：“用礼来看待这件事，两位国君都快要死亡了。现在在正月互相朝见，而都不合法度，两位国君的心里已经不存在礼了。朝会不符合礼仪，哪里能够长久？高和仰，这是骄傲。低和俯，这是衰颓。骄傲接近动乱，衰颓接近疾病。君王是国家的主人，恐怕会先死去吧！”孔子说：“子贡不幸而说中了，这件事使他成为多嘴的人了。”那么，明明子贡的预测很灵验，孔子为何要要说子贡是“不幸”说中了，并且批评他呢？首先，子贡可以通过细节的表现，看到未来的趋势，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臣子评论君主将要死亡，是非常不合乎“礼”的，所以孔子为了保护子贡，故意说子贡是不幸恰巧说中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谋者之心，机事之密都不可随口而出。说错了，失去威信；说对了，聪明外露，容易招惹祸端。《增广贤文》也讲：“守口如瓶，防意如诚，宁可负我，切莫负人。”意思就是守住自己的嘴巴，像瓶子一样严密，不要多言。吴王阖闾进攻楚国的时候，胡国国君胡子豹趁火打劫，攻占了临近胡国的楚国城邑，并把百姓全部俘虏。楚国安定以后，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国，说：“国家的存亡由于天命，事奉楚国干什么？只不过多花费一点而已。”生活中，最可怕的是落井下石的人，平常与你交好，你也放松了警惕，偶尔说点过头话，他就记在心里。一旦你倒霉了，你说的话就是他卖友求荣、谋取富贵的凭据。如果只看到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没有看到长远的害处，那就会做出趁火打劫、背信弃义之事。胡国看到楚国与吴国激战，无暇分兵作战，就想趁乱捞点好处。可当楚国度过危机，有精力来对付背后捅刀子的胡国时，胡国不仅不服软，反而很强硬，不仅把原本吃的都吐了出来，甚至整个国家都被吞并。如此不识时务的强硬作风，要么是真的强到无敌，要么是没有自大到极致。为人要有，先见之明、自知之明、知人之明，这是照亮前方的三盏明灯。鲁僖公二十五年冬季，晋文公率军包围原国，命令只携带三天的粮食，到了三天原国不投降，就下令离开。下属建议晋文公延缓几天撤军，原国推迟几天肯定投降。晋文公说：“寡人已下军令，如今三日期限已过，必须要撤离。信用，乃国家重器，民之所庇。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用什么庇护百姓？所损失的东西更多。”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要把信用当做自己做人的根本和行为的准则，其实信用同样是最大的“阳谋”，以及最好的权谋。对下属，晋文公用信示诚，通过撤军树立自己讲信用的形象。商鞅变法之前立木为信也是同样的道理。对自己，晋文公用信示贤，向天下人展示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可以更好地吸纳人才。对外敌，则用信示由。对于原国来说，被打败投降，还是出于仰慕明君投降，显然归顺的效果是不同的。《墨子》云：“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有人评价：“胡林翼办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宗棠执法如山，人不敢欺；曾国藩虚怀若谷，爱才如命，而又以诚待人，以德感人，令人不忍心欺。”所谓大道至简：简单是高级形式的复杂，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简单。文章来源：京博国学原创（ID：jingbogu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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