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古称丛林，通常在大雄宝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他被尊称为“本师”。烧香的真实含义在于表达对佛陀的尊敬、感激与怀念。去染成净，奉献与觉悟，如此而行，自然福慧具足。

烧香礼佛时应当心地清净，果能一尘不染，获福无边。若要许愿，当放弃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念头，发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之大心愿，则功德无量。

寺院是公共活动场所，一般会限制烧大香，加上节假日人流量多，烧大香稍为不慎就会灼伤他人；此外，烧大香浓烟滚滚，不利环保，也易引起火患，一定要烧大香的信众，可将大香交给寺院管理人员，统一安排焚烧。

很多人一进寺院就烧一大把香到处去插，好象有任何一个香炉没插到就心不安。其实大可不必。上香时在大殿前的香炉中插三支香就行了。上三支香，则将第一支香插在中间，心中默念：供养佛，觉而不迷；第二支香插在右边，心中默念：供养法，正而不邪；第三支香插在左边，心中默念：供养僧，净而不染。点香时若香枝起火焰，不可用口吹熄火，应用手掌煽熄，将香插好后问讯即可。

出家人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姓名?本来这已不成其为问题，但是近有一人出家之后，仍旧用其俗名俗姓，在佛刊上发表一些杂文，并且发布消息，广告教界，所以引起很多人的疑问。

从本质上说，出家之后，仍用在俗时的姓名，虽然违反了传统的常规，但也未必做到了“标新立异”也许那位仍用在俗姓名的出家人，正想做一番复古的运动?

我们考诸佛典，佛世的诸大弟子，在俗时用什么姓名，出家之后，仍用什么姓名，佛陀收受弟子出家，决不另外给予一个法名，所以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罗侯罗，都是用的俗名或俗姓，尤其是姓氏，往往是随俗的，比如迦叶是姓，所以佛陀座下的弟子之中，就有很多叫做迦叶的，例如陀婆迦叶、跋陀迦叶、郁罗迦叶、摩诃迦叶等等，出家弟子中固有姓迦叶的，在家弟子中，更有姓迦叶的，此一迦叶之姓，且可溯源于释迦佛之前在人间成佛的迦叶佛的族姓，可知迦叶佛的佛号，也是由其族姓而来。即使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也是佛的族姓，所以出家人用俗姓俗名，并不算是新发明。

佛教到了中国，最初从西域来的僧人，我们往往皆以他们的国籍，作为他们的姓氏，天竺来的，称之为竺某某，比如竺法兰、竺佛朔、竺叔兰等人;月支国来的，便称为支某某，比如支娄迦谶与支谦等人;康居国来的，便称为康某某，比如康僧会等人;安息国来的，便称之为安某某，比如安世高与安玄等人;中国人最初出家为沙门者，仍用俗姓，比如严佛调及朱士行等人，但亦多有承用师姓者，跟随何人出家，便用何人的姓氏，比如于法兰的弟子，有于法开与于道邃等人，竺道潜的弟子，有竺法友、竺法蕴、竺法济等人。有的出家人是由师承而来的姓，有的则为由于私淑敬慕而得的姓，所以中国早期的僧人，多用竺、支、康等的姓氏。

但在西域来的沙门之中，也有很多是用三宝——佛、法、僧为姓氏的(注一)，比如佛驮跋陀罗、佛驮什、佛图澄、佛图罗刹、浮陀跋摩等人，均以佛字为姓(佛驮、佛图、浮陀与佛陀的梵文是同一个单字);昙摩罗刹、昙摩难提、昙摩耶舍、昙摩流支、昙摩蜜多、昙摩谶(亦称昙无忏)、昙无竭等人，均以法字为姓(昙摩、昙无与达磨的梵文，也是同一个单字);僧伽跋摩、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僧伽达多、僧伽婆罗等人，均以僧字为姓，因此在中国出家人中，用佛(觉)字法字与僧字为姓名者，也就多了。

至于采用释字为姓的出家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以晋代为始，那是由于道安法师(西纪三一二至三八五年)的提倡而来，他在以释字为姓之前，也是以竺字为姓的，故在佛教史上，可以看到释道安与竺道安的两个姓名。道安法师倡导僧人以释为姓的原因，是佛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四姓出家，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 ，其犹四大河，皆从阿耨达池出。”(增一阿含经)(注二)

这在各部律中，也都说到，但是道安法师，不唯不曾见过大律，当其创始以释迦为姓之际，增一阿含经，尚未东来，嗣由僧伽提婆译出之后， 竟能与佛意悬合，所以从此之后，出家人用释字为姓的，便渐渐地普遍了。

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佛时的弟子们，并未皆以释迦为其姓氏，虽然由于印度宗教的复杂纷歧，并且每一宗教，都有其出家的徒众，印度通称出家者为沙门，如要分别沙门的宗教信仰，便不得不以宗教的名目作为识别，比如尼乾子外道有沙门，婆罗门教也有沙门，所以在佛教中出家的，便以“释子”作为区别，称为“沙门释子”，使人一听，便可知道这是佛教的出家人。因此，“沙门释子”，只是说明其身份的类别，并不含有姓氏的意义。

至于说“四姓出家，无复本姓”，四姓的姓，也只是说明种族的阶级，而非姓氏的意思，古印度的社会，将人分成四大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阶级与阶级之间，壁垒森严，高下悬殊，婆罗门种的人，永远是高贵神圣的，首陀罗种的人，永远是卑微下贱的，这在印度其他的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的观念中，乃是牢不可破的，唯有在佛陀心目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所以一旦信佛出家之后，不复再有四大阶级的分限，大家都是释迦的弟子。但此并不含有否定俗姓的意思，如以俗姓的数目而论，在印度境内，绝不止于四种姓氏，当亦可知。

那么，准此而言，今日的出家人，不以释字为姓，仍用俗姓俗名，也是对的了?这也未必见得，因为凡是一种好的风尚，成为公认的习惯之后，若无更好的理由与绝对的必要，我们就不必破坏它，破坏了旧的并且是好的，而又不能创立新兴的与更好的，我们是不必破坏的。中国的出家人以释字为姓，虽非原始佛教的规范，但其能将出家弟子统为一姓，也正表达了僧众和合的意义。

我们再说法名之由来，这在原始佛典中，也是没有根据的，佛陀成道之后 ，从最初于鹿野苑中度五比丘出家开始，直至临将入灭时最后度须跋陀罗出家为止，未尝为其出家的弟子取过一个法名，佛教来到中国，第一个有史可考的中国沙门，是严佛调，佛调二字，也许正是他的法名;早期有史可考的另一个僧人，是朱士行，士行二字，则不像是法名了。即使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出家人皆有法名，连朱士行也在其中，但是以后的法派与字辈的建立，却非中国佛教的最初面目，中国最初的出家人，虽然也有师承，但均没有法派与字辈的排列，那是出于越祖分灯以后的禅宗祖师，为了门户的建立，标显徒众的传承，才有法派字辈的名目。其实，早期的禅门宗师，也没有这种打招牌的名堂，比如百丈怀海是南狱怀让的再传，以世俗的观念说，他们是祖孙的关系，但他们二人，皆以怀字为名，其非法派与字辈的传承，自亦可知，在有马祖道一下传天皇道悟，师徒两人，同用一个道字，当亦没有法派与字辈可言。法派字辈的开始，可能是在禅门五宗的分张之后，故到相传至今的曹洞宗与临济宗，依旧各有各的法派及字辈。其实，禅宗的法脉，自清季乾嘉以来，早已失却光辉，所存者仅是派字而已!说起来，今日的出家人，绝对多数是禅门的子孙，试问能有几人真正做着禅门的工夫，接通禅门的法脉了?

因此，在今日来说，虽然没有反对法派字辈的积极理由，但也不必把法派字辈看得如何认真。禅宗的派辈，是效法中国的宗族谱系而来，但在族谱之中，大房出小辈，么房出长上，这在佛教来说，乃是绝对错误的，佛弟子是以入佛先后分高低，受戒次第别尊卑，怎可用派字的排列论辈分呢?否则便是非法非制，非佛所教!

那么，法名这一规矩，也可废止了?这倒不必，佛教到了中国之后，僧人使用法名，由来已久，即在南传的小乘佛教，他们的出家人，也都有其法名，以法名来表示已经进入了佛门，一切重新开始，故由法名的取得，也表明了一个新人生——佛教的人生。所以，法派字辈的沿袭，乃是不紧要的，法名的使用，却是一椿好事。不过，出家人收受徒众，不一定要承继各宗的字派而取法名，徒众的法名，也不一定专用某一个字作为依准。

最后，我想附带提出一点：向来，出家人往往爱用僧字作为姓名，这是对的，但也是错的，僧字是梵音僧伽的简称，僧伽的本义是众，我们中国以三人为众，佛教则以四人为众，四个比丘以上的团体，称为僧团，四个比丘以上的会议，称为僧羯磨，一个比丘乃至三个比丘，皆不得称为僧伽，只能称做沙门或比丘(比丘尼)，如以比丘(比丘尼)称为僧人，那还说得过去——是僧伽之中的人，所以在本文前面举有几位西域来的出家人，是以僧伽作为姓氏的，今日有人以僧为姓来代替以释为姓，大体上是可以的。但是如以僧字为名，称为某僧或某某僧，那就错了，因为一个出家人是无法代表僧伽的，一个比丘自也不能成为僧伽。还有一些出家人，为了自我谦逊，在书信上往往自称小僧，那简直是污秽了僧宝，你自己可以谦下，岂能代表所有的僧伽全体向人谦下呢?虽在超佛越祖的禅宗祖师，多有用“老僧”自称的，但那不是佛制。

注一：佛在入灭之时对阿汉罗规定了比丘之间的称呼，并说：“又诸比丘欲立字者当依三尊。(增一阿含经卷三七“八难品”四二·三)

注二：(一)增一阿含经卷三七“八难品”四二·四：“佛告阿须伦……我法中有四种姓，于我法中作沙门，不录前名更作余字，犹如彼大海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更无余名。”

(二)增一阿含经卷四四“十不善品”四八·三：在弥勒佛的时候“比丘姓号皆名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诸声闻皆称释迦弟子。”

佛陀的诸大弟子，在俗时用什么姓名，出家之后，仍用什么姓名。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罗侯罗，都是用的俗名；姓氏往往是随俗的，比如迦叶是姓，佛陀座下的弟子之中，就有很多叫做迦叶的，例如跋陀迦叶、摩诃迦叶。

佛教流传到了中国，最初从西域来的僧人，往往皆以他们的国籍，作为他们的姓氏；天竺来的，称之为竺某某，比如竺法兰、竺佛朔；月支国来的，便称为支某某，比如支娄迦谶与支谦；康居国来的，便称为康某某，比如康僧会；安息国来的，便称之为安某某，比如安世高。

在西域来的沙门之中，也有很多是用三宝——佛、法、僧为姓氏的，比如佛驮跋陀罗、佛驮什、佛图澄、浮陀跋摩等人，均以佛字为姓（佛驮、佛图、浮陀与佛陀的梵文是同一个单字）；昙摩罗刹、昙摩难提、昙摩耶舍、昙摩流支、昙摩蜜多、昙摩谶（亦称昙无忏）、昙无竭等人，均以法字为姓（昙摩、昙无与达磨的梵文，也是同一个单字）；僧伽跋摩、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等人，均以僧字为姓，因此在中国出家人中，用佛（觉）字法字与僧字为姓名者也很多。

中国人最初出家为沙门者，仍用俗姓，比如严佛调及朱士行；亦多有承用师姓者，跟随何人出家，便用何人的姓氏，比如于法兰的弟子，有于法开与于道邃等人，竺道潜的弟子，有竺法友、竺法蕴、竺法济等人。中国早期的僧人，多用竺、支、康等的姓氏。在中国佛教史上，采用释字为姓的出家人，是以晋代为始，由于道安法师的提倡而来。

中国佛教的禁忌一方面来自于佛教本身的戒律仪规，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本土传统民间风俗的影响。皈依佛门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为了发慈悲心，增长功德，都要持佛教的戒律。

佛教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十善”。五戒，就是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戒。十善包括身体行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语言方面：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识方面：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佛教对出家僧人的要求更为严格，在饮食方面，佛教规定出家人不吃“荤”和“腥”。“荤”是指有恶臭和异味的蔬菜，如大蒜、大葱、韭菜等。《楞严经》说：荤菜生食生嗔，熟食助淫。所谓“腥”是指肉食，即是各种动物的肉，蛋。对此类食物，出家二众不能吃。

佛教要求僧人不饮酒、不吸烟。不饮酒包括不饮一切能麻醉人的饮料，比如粳米酒、果酒、大麦酒、啤酒等。各种“毒品”更在禁忌之列。吸烟虽然不是五戒范围的内容，但是吸烟是一种不良习惯或嗜好，同佛教清净无我的境界不相符，因此也是禁忌之一。

佛教在个人生活方面的禁忌主要有：不吃零食，这既是僧人威仪的需要，也是僧人的修行需要。不结婚，佛教认为出家僧众担负着住持佛法、续佛慧命的责任，因此必须独身出家才能成就。积蓄私财是违背出家本意的。除此以外，生活的禁忌还包括不自歌舞，不观看听取歌舞，不坐卧高级豪华床位，不接受金银象马等财宝，不作买卖，不看相算命等。

佛陀在世时，出家僧人们每日身披袈裟，持钵，四处乞食游化，只有在雨季里，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此时不再出外托钵乞食。对僧人而言，“乞食”不仅是降伏骄慢，不贪美味，还可专心修道。此外，借着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布施种福田、说法的机会。

佛教初传中国时，中国汉地的僧人也坚守着佛陀的遗教，但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道恒的《释驳论》中指出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

中国僧人不乞食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在中国文化里，普遍重视劳动，僧人乞食，被视为“不事劳作，不事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此外，僧团人数不断增加，寺院大多又地处偏远，依靠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自南北朝以降，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不再直接布施饮食；僧团自行组织生产，以便自给自足。

唐朝时，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正式开创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僧人开始过着“昼而农、夜而禅”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身体力行所践行的理念，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在劳作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的信念。

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

在中国文化里，“乞讨”是卑贱的行为，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僧人乞食，被视为“不事劳作，不事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寺院又位处偏远，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自南北朝以降，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不再直接布施饮食;相对地，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以便自给自足。

到唐朝时，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僧人开始过着“昼而农、夜而禅”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不渝的信念。

那么，中国汉传佛教僧人为什么要吃素呢?佛在世时，僧人既是乞食，居士供养什么，比丘就接受什么，因此佛陀并未禁止僧人食肉，除了象肉、马肉、龙肉、人肉不得吃，其余肉类，只要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三净肉)，皆可接受(见四分律)。

中国僧人素食和笃信大乘佛教的梁武帝有莫大的关系。公元五一一年梁武帝召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并以法令公告，违者严惩。由于帝王的推动，加上中国寺院自耕自食，广大的庄园提供素食来源，这项教团改革，收到极大的成效，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僧团仍坚行素食。

佛门以慈心戒杀素食，正是悲悯众生、长养大乘慈悲的表现。以往的寺院经济普遍贫困，加以僧人勤俭，腌酱特多，每日斋饭，除中午一餐吃饭外，多半食粥，佐以陈年腌菜。现今拜经济成长之福，僧人的饮食也随着转变，各种豆制品、大豆蛋白合成品，坚果、菌类等，即营养又可口，佛门素食逐渐被社会大众认知并接受，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

实际上，吃不吃素和信不信佛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汉传佛教坚持吃素是汉传佛教的传统习惯。内心拥有佛教里真正的戒律和因果，有着一颗真正向善的心，才是更为重要的。“目中有人福报多!口中有德助缘多!心中有佛欢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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